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两种方法了解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总体状况。
一、目前北京社会公德的总体状况
（一）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1.从调查问卷84道陈述句选择题答案中了解北京社会公德的总体状况
调查问卷84道陈述句选择题中包含公德认知（8、23题等8道题）、公德动机（6、10题等6道题）、公德情感（9、13题等8道题）、公德意志（2、18题等7道题）、公德行为（3、7题等30道题）五个方面。下面，我们对问卷结果逐一分析。
（1）公德认知方面
（a）性别、年龄、学历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6和图5。
从表6和图5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人群在社会公德的认知水平上有一定差异。分析显示：
在初等学历的人群中，青年阶段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中年和老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认知水平差异显著，显著性的值分别为中年人F（1,524）=5.22，P＜0.05，老年人F（1,58）=4.92，P＜0.05,中年男性的公德认知水平较显著低于中年女性的水平，老年男性的公德认知水平较显著低于老年女性的水平。
在中等学历人群中，青年阶段男女在公德认知水平上的差异非常显著，F（1,217）=710，P＜0.001，女性的公德认知水平极其显著地高于男性的水平。在中年和老年阶段，男女在公德认知水平上的差异不显著。
在高学历人群中，中年阶段男女在公德认知水平上的差异较显著，F（1,266）=4.15，P＜0.05，男性的公德认知水平较显著低于女性的水平，而青年阶段和老年阶段没有发现男女在公德认知水平上的显著差异。
（注：本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学方差分析法；F表示对“组间”和“组内”平均数显著性检验的值；括号内第一个数字表示“组间自由度”，第二个数字表示“组内自由度”；等号后的数字表示显著性的值；P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表示较显著，P＜0.01表示显著，P＜0.001表示极其显著；下同）
（b）公德认知在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方面的方差分析表，见表7。
从表7中可以看出，市民公德认知的水平在性别主效应上差异显著，F（1,985）=4.68，P<0.05，女性的公德认知水平显著高于男性的水平。在年龄和学历的主效应方面，水平差异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详见方差分析）。
另外，据分析，在公德认知中的公德评价方面，各个年龄段女性的水平都高于男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公德评价水平较显著高于男性，F（1，415）＝5.129，P<0.05。
（c）职业、收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8。
从表8和表9中可以看出，社会公德认知的水平在不同职业人群、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中有一定的差异。经过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的一元方差分析（Univariate analyze）发现：
职业的主效应显著，F（8,963）=2.35，P＜0.05，也就是说，不同职业人群的社会公德认知水平有较显著的差异。经LSD检验，公有制企业员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德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学生（P＜0.01）、下岗失业人员（P＜0.01）、离退休人员（P＜0.01）、外地来京做工、经商人员（P＜0.05）和“其他”人员（P＜0.05）。军人和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公德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学生（P＜0.01）和下岗失业人员（P＜0.01）的水平。
在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中比较，尽管中等收入人群的公德认知水平最高，低收入人群的认知水平最低，但是经方差分析并没有发现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水平，F（4,963）=0.62，P＞0.05。
（注：LSD表示“事后平均数差异检验”，下同）
（e）社会公德认知的结果分析。
在初等学历和高等学历人群中，中年女性的社会公德认知水平较显著高于中年男性；在中等学历人群中，青年女性的社会公德认知水平较显著高于青年男性。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在宣传社会公德知识时，要注意把这几种类型的男性作为重要对象。另外，在初等学历和高等学历人群中，反映出中年人公德认知水平较低，这一方面可能与他们的公德习惯的养成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他们较少关注公德方面的知识有关。但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发挥中年人在社会公德建设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部分人群是社会公德知识宣传的主要对象。公有制企业员工、军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公德认知水平较高，这和他们的职业性质及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有关，经常接触到公德方面的教育。学生的公德认知水平较低，一方面可能是学校公德教育有所欠缺，另一方面可能与社会整体氛围没有发挥好对学生的正面引导作用有关。
（2）公德动机方面
（a）性别、年龄、学历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10和图6。
从表10和图6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人群在社会公德动机的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分析显示：
在初等学历人群中，中年人的公德动机水平相对最低，年龄间的差异比较发现，F（2，152）=3.55，P＜0.05，即中年人的公德动机水平较显著低于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水平。在不同年龄段中，男性的公德动机水平与女性的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中等学历人群中，各年龄段人群的公德动机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公德动机水平比较也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
在高等学历人群中，中年人的动机水平相对最高，年龄间的差异比较发现，F（2，442）=3.75，P＜0.05，也就是说中年人的公德动机水平较显著高于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水平。男性和女性间公德动机水平的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性，即在高学历人群中男性的社会公德水平和女性的社会公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b）公德动机水平在性别、年龄、学历方面的方差分析表，见表11。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公德动机水平的性别主效应、年龄主效应和学历主效应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人群在公德动机水平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年龄和学历的交互作用极其显著，F（4，985）=4.26，P<0.001。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初等学历人群中，中年人的公德动机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水平；高等学历人群中，中年人的公德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水平。
（c）职业、收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12。
从表12和表13中可以看出，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在公德动机方面，不同职业人群和不同收入人群间达到了极其显著的差异水平，显著性水平分别为职业F（8，963）＝18.17，P＜0.001，收入F（4，963）＝9.92，P＜0.001。经LSD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职业差异方面，下岗失业人员的动机水平最低，并且显著地低于本调查中的其余8类职业人群，显著性均达到P＜0.01水平。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德动机水平最高，显著高于学生的水平，（P＜0.01），较显著高于公有制企业员工（P＜0.05）和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水平（P＜0.05）。
收入差异方面，公德动机的水平差异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和其余4类收入人群之间，并且差异显著性均达到P＜0.01，即高收入人群的公德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其余4类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公德动机水平最低，并显著低于中等收入人群，P＜0.01，同时低收入人群的公德动机水平较显著地低于较低收入人群和较高收入人群，显著性均为P＜0.05。
职业和收入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F（27，963）＝6.35，P＜0.001。不同职业人群中，不同收入水平对其动机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公有制企业员工中，较高收入者动机水平最高，中等收入者动机水平最低，可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低收入者的动机水平最高，较低收入者的动机水平最低。
（e）社会公德动机的结果分析。
社会公德动机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受职业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下岗失业人员的公德动机水平最低，而高收入人群的动机水平相对最高。这种情况说明，社会公德建设要激发市民的内在动机，就应该注意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物质条件的满足。只有物质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们才可能更好地、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公德建设中来。
（3）公德情感方面
（a）性别、年龄、学历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14和图7。
从表14和图7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人群在社会公德情感的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分析显示：
初等学历人群中，尽管老年女性的情感水平要高于其余人群的水平，但是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公德情感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
中等学历人群中，青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情感水平差异显著，F（1，217）＝4.94，P＜0.05，女性的情感水平较显著高于男性。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情感水平差异不显著。
高等学历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升高，公民的公德情感水平也随着上升，但这种上升变化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不同年龄段人群，男性和女性情感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b）公德情感在性别、年龄、学历方面的方差分析表，见表15。
从表15中可以看出，社会公德情感方面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985）＝6.83，P<0.01，也就是说，女性公德情感水平显著高于男性的水平。年龄和学历的主效应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即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在社会公德情感水平方面差异性不大。
（c）职业、收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16。
从表16和表17中可以看出，在职业方面，下岗失业人员的公德情感水平最低；在收入方面，高收入人群和较低收入人群的公德情感水平较高，较高收入人群的公德情感水平相对较低。但是职业和收入的主效应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不同职业的人群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在社会公德情感水平方面差异性不大。
（e）社会公德情感的结果分析。
以上的结果反映出，女性的社会公德情感水平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本身的情绪性水平高于男性有关。下岗失业人员的公德情感水平相对最低，这可能与他们的思想情绪和经济生活条件有关。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很多下岗失业人员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这样的生活条件就很难过高地要求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感兴趣，对社会公德建设有更高的参与热情。他们可能更多地关心自己的温饱问题。因此，要提高市民社会公德素质，改善市民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经济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4）公德意志方面
（a）性别、年龄、学历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18和图8。
从表18和图8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人群在社会公德意志的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分析显示：
在初等学历人群中，老年女性的公德意志水平相对最高。中年男性的公德意志水平相对最低。但是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初等学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男性和女性的公德意志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中等学历人群中，青年男性的公德意志水平相对最低。在青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意志水平有较显著的差异，F（1，217）＝5.4，P＜0.05，男性的公德意志水平较显著低于女性。在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意志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高等学历人群中，老年女性公德意志水平相对最高。在中年阶段，男性和女性公德意志水平有显著差异，F（1，266）＝6.23，P＜0.01，女性社会公德意志水平显著地高于男性水平。在青年阶段和老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意志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b）公德意志在性别、年龄、学历方面的方差分析表，见表19。
从表19中可以看出，社会公德意志方面的水平差异，性别和年龄主效应显著，F值分别是性别F（1，985）＝6.37，P＜0.01，年龄F（2，985）＝5.37，P＜0.01，也就是说，在社会公德意志方面，女性意志水平显著地高于男性。除初等学历人群外，在其余人群中，青年人社会公德意志水平显著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水平。在学历方面，随着学历水平的升高，公德意志水平也呈上升趋势，即高学历人群的公德意志水平最高，初等学历人群的公德意志水平最低，但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c)职业、收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20。
从表20和表21可以看出：
在不同职业人群中，公德意志水平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F（8，963）＝2.15，P＜0.05。具体说，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公德意志水平最高；外地来京做工、经商人员的公德意志水平显著低于除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外其余6类人群，显著性水平均达到P＜0.01；下岗失业人员的公德意志水平较显著低于除学生、外地来京做工、经商人员、“其他”人员外5类职业人群，显著性水平为P＜0.05。另外，学生的公德意志水平显著地低于军人、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的水平，显著性均达到P＜0.01。
在收入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公德意志水平最高，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公德意志水平相对较低，但收入的主效应不显著。
（e）社会公德意志的结果分析。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女性的公德意志水平高于男性，一方面说明在社会公德方面女性的意志水平可能确实高于男性，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女性在回答问卷的时候有一定的社会赞许因素。青年人的公德意志水平显著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这可能与青年人身心发展水平有关。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看，青年人的意志力尚没有发展成熟，因此往往公德意志水平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人在社会公德方面的欠缺之处。因此在加强社会公德建设中，应根据青年人这方面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5）公德行为方面
（a）性别、年龄、学历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22和图9。
从表22和图9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人群在社会公德行为的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
初等学历人群中，老年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相对最高，不同年龄段人群公德行为水平差异不显著，男性和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差异也不显著。
中等学历人群中，青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差异显著，F（1，217）＝5.90，P＜0.05，即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较显著高于男性。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差异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高等学历人群中，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公德行为水平差异显著,F（2，442）＝13.80，P＜0.001，青年人的公德行为水平极其显著地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水平。不同性别人群的公德行为水平差异不显著。
（b）公德行为在性别、年龄、学历方面的方差表，见表23。
图
从表23可以看出，在社会公德行为水平上，性别和年龄的主效应显著，显著性水平分别是性别F（1，985）＝8.25，P＜0.001，年龄F（2，985）＝4.53，P＜0.01，也就是说，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极其显著地高于男性的水平，青年人的公德行为水平显著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水平。学历的主效应不显著，不同学历人群的社会公德行为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
(c)职业、收入平均数和标准差表，见表24。
从表24和表25中可以看出，职业和收入的主效应不显著，即不同职业人群和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社会公德的行为水平均没有显著的差异。职业和收入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性水平，F（27，963）＝1.58，P＜0.05，说明不同职业人群中，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其公德行为水平是有较显著差异的。公有制企业员工中较低收入者的行为水平较高，高收入者的行为水平最低，军人中低收入者的行为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的行为水平较低。
此外，在学历方面，不同学历人群的公德行为水平几乎没有差异；在职业方面，军人的公德行为水平最高，学生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公德行为水平最低；在收入方面，高收入者和较低收入者的公德行为水平相对较高，低收入者的公德行为水平相对较低。
（e）社会公德行为的结果分析。
以上的结果反映出，女性的公德行为水平比男性高，这个结果与社会公德意志的结果相一致。其原因，一方面从社会行为问题的角度分析，男性往往比女性容易冲动，容易做出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而女性相对来说在公众场合较为稳重，行为较为内化，不轻易表露出来。另一方面，有可能女性在回答问卷时比男性有更多的隐蔽性和社会赞许性。青年人的社会公德行为水平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这可能与青年人不够成熟有关，容易做出一些违反社会公德的事情。军人在军队中受到很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组织纪律性比一般人强，因此反映在公德行为上，军人的公德行为水平相对最高。学生的公德行为水平相对最低，一是说明学生的品德处于发展阶段，二是说明过去我们对学生的公德教育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情况告诉我们，青少年学生应该是公德教育的重点对象。
（6）社会公德现状的总体评价
综合以上5个方面情况分析来看，北京市民公德认知、公德动机、公德情感、公德意志、公德行为的总体评价分别是3.65、4.43、4.00、4.34、3.87，公德动机评价最高，公德认知评价最低。从整体来说，北京市社会公德综合水平为4.06，在5等级评分中，这个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程度，这表明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积极的成分占主体。
我们在分析中还发现，社会公德总体评价较高一些的人群是：从性别上说是女性，从年龄上说是老年人，从学历上说是高等学历人群，从职业上说是军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公德总体评价相对较低一些的人群是：从年龄上说是青年人，从学历上说是低学历人群，从职业上说是外地来京流动人员和做工、经商人群。各种调查显示，个人收入对社会公德影响的差异性不显著。
2.从调查问卷中“您认为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如何？”的答案里了解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的总体状况
对调查问卷中“您认为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如何？”（共分7个级别，1为非常差，7为非常好）这一问题回答情况见表26。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收集到的1003份问卷中，除去3份无效数据，有334人认为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处于第5等级，有303人认为处于第4等级，有168人认为处于第3等级。被调查者对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的平均评价分为4.26，在7等级的评分系统中，这个水平是处于中等偏上的，也就是说，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是较好的。
被调查者对北京社会公德现状的总体评价是肯定的，一方面为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调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德建设中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访谈调查结果与分析
1.从社会公德所包含的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5个方面了解北京社会公德总体状况
我们对100名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收入的各类市民进行访谈调查。在调查中设置了“您认为目前北京市民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5个方面的具体状况如何？”的问题，回答情况综述如下：
第一，在文明礼貌方面。百分之58的被调查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市民举止端庄、待人和气、语言文明。一些行业的服务态度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大多数人也认为，在文明礼貌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市民在人际交往中不注意礼节礼貌，女士优先意识较差；有的人衣着不整、举止不雅，夏天光着膀子、穿着裤衩、趿着拖鞋出入大街小巷；出租车宰客和拒载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市民爱讲脏话，球场上仍然听到“京骂”声。
第二，在助人为乐方面。百分之76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市民能乐于助人、关心老弱病残人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特别在防治“非典”工作中，广大一线人员尤其是很多医务人员表现了舍己为人、救助患者的崇高精神，涌现了很多感人事迹。但是，大家也认为，也有不少市民当他人利益受到损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见到小偷行窃不闻不问，看到歹徒行凶见死不救；有的人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却不能扶危济贫。
第三，在爱护公物方面。百分之7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市民有爱护公共财产习惯，以主人翁的精神关心和爱护公物。很多市民对破坏公共财产、化公为私的人和事疾恶如仇。但是，绝大多数人也认为，有些市民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做工、经商等人员，不能以主人的态度对待国家的财产，个别人盗窃城市道路的下水道井盖，危及行人安全。
第四，在保护环境方面。百分之56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为了减少和杜绝白色污染，很多人买菜不再使用塑料袋，拎起多年不用的布兜；不少人逐步习惯定点和分类存放垃圾。但是，大家也认为，少数市民特别是有的青少年经常践踏花草树木、破坏人文景观；一些汽车司机违反北京市禁止在城区内按喇叭规定，在闹市区按喇叭；此外，有些外地来京经商人员乱贴、乱撒小广告现象仍时有发生。
第五，在遵纪守法方面。百分之71的人认为，现在市民越来越重视学法、用法，自觉遵守和维护各项纪律，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但是，多数人也认为，有的市民法制意识淡薄，不遵守交通法规，虽然懂得红灯停、绿灯行、车辆各行其道、骑车不准带人等规定，但经常明知故犯；有的人扰乱公共秩序。
2.从访谈提问“您认为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如何?”的答案里了解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的总体状况
我们在访谈调查中也设计了“您认为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如何？”这一问题，（同样分7个级别，1为非常差，7为非常好）回答结果见表27。
从访谈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00名被调查者中，从1到7各个级别的人数比例分别为百分之4、百分之4、百分之18、百分之29、百分之31、百分之12和百分之2，综合评价以7分制计算为4.23。总体看来，被调查者对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的评价集中于中等偏上水平。
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对上述同一问题——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水平评价都集中在3、4、5等级上，形成一条接近常态分布的曲线，综合评价分非常接近。
从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结果与分析来看，两者的调查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都表明了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总体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两种调查结果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北京社会公德状况持肯定态度。同时，大家也认为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二、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北京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呢？我们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中，都设计了“您认为当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存在哪些突出问题？”这一开放式问题。调查结果详见表28。
从表28可以看出，问卷调查有568人（回答此问题的共有864人）和496人认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两个方面，分别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65.7和百分之57.4（多答题，比例大于百分之100）；认为突出问题表现在爱护公物、助人为乐和遵纪守法方面的分别有102、85和41人，分别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18、百分之9.8和百分之4.7。
访谈调查有79人（回答此问题的共有100人）和58人认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两个方面，分别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79和百分之58（多答题，比例大于百分之100）；认为突出问题表现在爱护公物、助人为乐和遵纪守法方面的分别有8、13和9人，分别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8、百分之13和百分之9。
所有被调查者列举的问题主要都是爱讲脏话、举止不雅、乘车拥挤和随地吐痰、乱写乱画、乱扔乱倒废弃物等，尽管对社会公德其他三个方面存在问题的认识略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对主要问题的认同。两种调查结果都表明：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两个方面。
三、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水平与举办一次“出色奥运会”所需社会公德水平的差距
我们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中都设计了“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水平与举办一次‘出色奥运会’所需社会公德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这一问题。回答情况详见下页表29。
从表29可以看出，问卷调查中有116人（回答此题的共997人）认为“差距非常大”，266人认为“差距较大”，两项合计382人，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38.3（百分之11.6+百分之26.7）；此外，524人认为“有一定差距”，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52.6。认为“差距很小”和 “没有差距”的仅有91人，仅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9.1（百分之7+百分之2.1）。
访谈调查中有10人（回答此题的共100人）认为“差距非常大”，30人认为“差距较大”，两项合计40人，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40（百分之10+百分之30）；此外47人认为“有一定差距”，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47。认为“差距很小”和 “没有差距”的仅有13人，仅占回答此题总人数的百分之13（百分之10+百分之3）。
从两种调查结果来看，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水平与举办一次出色奥运会所需社会公德水平存在差距，如果以两种调查结果平均数来说，则有百分之39左右(问卷调查百分之38.3，访谈调查百分之40)的被调查者认为差距“非常大”或“较大”。
四、被调查者对北京社会公德现状的满意程度
我们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中都设置了“您对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状况是否满意？”
（共分7个级别，1为非常不满意，7为非常满意）这个问题。回答情况详见表30。
从表30可以看出，问卷调查中有39人（共有1002人回答此题）满意度为1，74人满意度为2，196人满意度为3，307人满意度为4，248人满意度为5，97人满意度为6，41人满意度为7，综合满意度为4.11。访谈调查中有5人（有100人回答此题）满意度为1，11人满意度为2，18人满意度为3，32人满意度为4，21人满意度为5，8人满意度为6，5人满意度为7，综合满意度为3.97。
两种调查结果说明，被调查者对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整体状况满意度同对北京社会公德现状评价水平一样，基本都集中在3、4、5等级上，也是形成一条接近常态分布的曲线，只是比前者偏低一些，处于中等程度。如果求一个综合值，综合满意度则在3.97和4.11之间。
但我们也要看到，问卷调查中满意度3和3以下的达到309（39+74+196）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31，访谈调查中满意度3和3以下的达到34（5+11+18）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34，也就是说, 问卷调查中有近三分之一、访谈调查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对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状况不满意。
五、北京市民中在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的人群和相对欠缺一些的人群
为了了解北京市民中不同人群的社会公德素质情况，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中，我们都设计了“您在北京街头看到哪些人群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和“您在北京街头看到哪些人群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欠缺一些？”的问题。两种调查结果详见表31和表32。
从表31和表32可以看出，在问卷调查中，认为“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的人群是：从年龄上说，百分之61.3的人选择老年人，从学历上说，百分之53 的人选择高学历人群，从职业上说，百分之74.6的人选择军人、百分之42.5的人选择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百分之32的人选择公有制企业员工；认为“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欠缺一些”的人群是：从年龄上说，百分之50.8的人选择青少年，从学历上说，百分之52.7的人选择低学历人群，从职业上说，百分之69.5的人选择是来京流动人员、百分之67.3的人选择外地来京做工和经商人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性别、收入方面的分类人群都放弃了选择，这说明, 性别、收入方面的差别对社会公德素质的影响不大。
访谈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的人群是：从年龄上说, 百分之69的人认为是老年人，从学历上说，百分之45的人认为是高学历人群，从职业上说，百分之81的人认为是军人，百分之39的人认为是公有制企业员工，百分之38的人认为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认为“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欠缺一些”的人群是：从年龄上说，百分之55的人认为是青少年，从学历上说，百分之47的人认为是低学历人群，从职业上说，百分之78的人认为是来京流动人员，百分之54的人认为是外地来京做工、经商人员。在回答这个开放式问题中，很少有被调查者提及性别、收入方面分类的人群，这说明，性别、收入方面的差别对社会公德素质的影响不大。
从两种调查来看，结果基本一致，在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的人群是，从年龄上说，都集中在老年人上，从学历上说，都集中在高学历人群上，从职业上说，都集中在军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有制企业员工上； 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欠缺一些的人群, 从年龄上说，都集中在青少年上，从学历上说，都集中在低学历人群上，从职业上说，都集中在外地来京流动人员和做工、经商人员上，并且都认为性别、收入方面的差别对社会公德素质的影响不大。这一结果，同前面调查问卷中，从公德认知等5个方面对各类人群的评价，也有很好的一致性。
六、结论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问卷调查显示，市民公德认知、公德动机、公德情感、公德意志和公德行为水平以5分制评价，分别为3.65、4.43、4、4.34、3.87，综合评价分为4.06；访谈调查显示，北京社会公德总体状况以7等级评价，从1到7各个级别的人数比例分别为百分之4、百分之4、百分之18、百分之29、百分之31、百分之12和百分之2，综合评价以7分制计算为4.23。根据两种调查结果，可将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总体状况视为中等偏上水平。
第二，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文明礼貌、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第三，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北京社会公德水平与举办一次出色奥运会所需社会公德水平存在差距，百分之39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差距“非常大”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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