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公德教育的重要作用
1.道德教育及其作用
所谓道德教育，是指运用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规范，通过各种形式，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人生观、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情操的道德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一定社会或阶级使其道德得以变为人们内在品质，并对人们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道德最终能否为社会所接受、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关键在于它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归根到底取决于道德教育如何。因此，古今中外的各个阶级及其教育家、伦理学家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
在中国，早在尧舜时代，一些思想家就有意识地对百姓施以“五伦”为基本内容的道德教育。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向来重视道德教育，一贯主张“以德教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道德礼仪去教育和约束人们，使人们具有羞耻之心，不犯错误。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人伦关系，他主张“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道德教化使人与动物相区分，如果人们不能分辨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常关系，则无异于禽兽，主张“讲明义理，以修其身”。明代心理学家王阳明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说：“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事松书院记》）。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德治、德育思想在治国方略中占有主导地位。
在西方，古代和近代思想家、教育家也很重视道德教育。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人有了知识，才有了道德，才会选择善行，而知识的获得要通过道德教育。德谟克里特指出：“用鼓励和说服的言语来造就一个人的道德，显然比法律的约束更能成功。”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道德可以通过社会的教育、训练和自己的努力而获得。18世纪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人们的各种恶行和美德，……他们所养成的各种可褒可贬的习惯，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品质或才能，主要来源于教育”。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从“人性”的塑造上，强调道德教育对人的品性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德国唯心主义伦理学家康德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主张以人自身为出发点，进行道德教育。他说，人不但是唯一需要教育的存在。
当然，在世界教育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些国家曾出现过否定道德教育的思潮。20世纪上半叶，前苏联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极大的震动。当时的美国朝野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问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道德教育逐渐让位于学术和技术的训练。虽然学校仍要求学生形成某种生活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但在众多的科学、技术和职业课程的冲击下，学校德育已形同虚设。美国的学校被“加速智力和技术训练的运动”拖进了死胡同，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混乱和社会问题的加剧”。基于这种情况，后来美国朝野不得不重新摆正德育的位置，才有了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道德教育的复兴。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大力开展以革命理想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涌现了张思德等一大批具备高尚道德品质的英雄人物，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革命队伍中被大力推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重视道德教育，尤其重视通过树立先进道德典范开展道德教育，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和提高全民道德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总结、运用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社会公德教育及其作用
社会公德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公德教育，在于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公民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使广大公民养成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习惯。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加强市民社会公德教育，是提高市民社会公德素质的基础性工程。
在这次调查中，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北京社会公德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也相当复杂，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在这两方面原因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多年来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存在着忽视公德教育的倾向。过去在“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我们一度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条件和社会成员的认知觉悟水平，在强调道德教育内容先进性的原则下，往往“拔高”社会道德水准，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难以形成道德建设的切实成果。道德教育的“神圣化”倾向也造成我们片面重视崇高道德精神的塑造，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基本公德的陶冶。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贪大、求快、求纯的思维方式，在道德教育领域也表现得很突出。这种倾向导致了很多地方和单位，把社会公德教育放在了次要位置，北京也不例外。此外，社会公德教育本身方式方法不当，教育效果不好，也是造成一些人社会公德素质难以提高的因素。
基于社会公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基于过去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存在着忽视社会公德教育的倾向，基于北京市民中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基于市民的奥运期待目标以及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水平的要求，当前对北京市民加强社会公德教育显得特别重要、特别迫切。
（二）社会公德教育的主要方法
1．搞好语言说理教育
语言说理教育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受教育者明辨是非、识别善恶美丑，提高社会公德水平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对市民进行正面说服引导，把社会公德的原则和规范要求“从外面灌输进去”，使市民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这里所说的道德灌输，必须既要重视知识的系统教育，又要结合现实生活及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与道德实际锻炼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道德灌输曾遭到国内外很多教育家、思想家的反对，而且现在还有不少教育家、思想家对其持否定态度。“在理论上，由于单纯反对道德灌输而在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学派，因其完全排除道德内容的传授走上了激进的‘无道德的道德教育’的歧路。在实践中，单纯反对灌输则极易走上另一个极端——放任主义”。实践证明，“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尽管这种较为古老的直接灌输的方法是无效的，但是，任何道德上放任的企图也并未取得更好的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很多国家又开始重视道德教育，在学校开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当然这种道德教育不再强调让学生盲目接受和无条件地服从，而是更加重视学生自己的独立思想。这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卡拉汉（DanielCallahan）所指出的：学校道德主要在于激发道德想象力；培养道德责任感；增强对不同道德问题的容忍力。
语言说理教育主要从4个方面入手：
一是在教育内容上，要重点突出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的教育。这次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北京在社会公德的各个方面中，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很多群众反映的“小毛病”都集中在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因此，在教育中，既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方法，把社会公德5个方面的内容切实落到实处，又要注意突出重点，突出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内容的教育，帮助一些人努力克服爱讲脏话、举止不雅、随地吐痰、乱扔乱倒废弃物等陋习，使他们不断增强文明礼貌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是在教育对象上，要重点抓好青少年的教育。
首先，从北京市青少年的数量来看，他们占北京市人口1/3以上，加强对他们的社会公德教育不仅关系到首都现在的文明程度，更关系到首都将来的文明程度；从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来看，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时期，思想可塑性强，在这个时期加强社会公德教育，有利于培养他们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增强他们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性；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对北京街头各类人群社会公德的评价，从年龄上说，大多数人认为青少年“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欠缺一些”。因此，应该把对青少年的社会公德教育放在重点位置上。其次，还要侧重抓好外地来京做工、经商和流动人员的社会公德教育，因为人们对这些人群社会公德素质的评价也是比较低的。建议有关部门采取一些可行办法，搞好外地来京做工、经商及流动人员的社会公德教育。基于外地来京做工、经商人员特别是进京流动人员很难集中教育，也很难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渠道进行教育，因此，建议在北京街头、公园等公共场所多设宣传栏和宣传牌，使这些人群时时处处都能受到公德知识的熏陶、教育和约束，逐渐养成良好公德习惯。再次，这次调查显示，下岗失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对奥运期待的目标相对不高。我们一方面要帮助上述人员解决工作、生活上的暂时困难，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以正确的态度认识下岗失业等问题，振作精神，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关心首都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建设，关心2008年奥运会，提高自身社会公德素质，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作出自己的努力。
三是在教育渠道上，要坚持家庭、学校、单位和社会一起抓。
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父母对孩子要切实负担起初始教育的责任；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要把包括社会公德内容在内的道德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市民进行公德教育的重要场所，要把社会公德教育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是进行市民公德教育的大课堂，社区和公共场所要采取各种方法优化社会公德环境。陈会昌教授在《德育忧思》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问题，学校老师反映，“现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学校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但由于学生家长素质低或他们忙于做生意，跟老师不配合，往往很难收到成效。因此，加快构筑起家庭、学校、单位、社会教育互相配合的“四位一体”、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公德教育体系，对于促进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公德素质的提高是非常必要的。
四是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分层次。道德教育能否对个体发生作用，不仅取决于个体原有道德认知结构的水平和状态，而且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因为道德的内容能否被吸收取决于对它的理解。不同心理发展水平的个体对道德内容的理解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差别。因此，对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教育要针对实际，不能搞“一刀切”，既要注意先进性，又要注意广泛性，对不同层次的对象提出不同要求。从这次调查情况看，年龄较大人群的社会公德素质好于年龄较低人群，文化程度较高人群的社会公德素质好于文化程度较低人群，军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有制企业员工的社会公德素质好于其他职业人群。要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公德素质人群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社会公德规范要求和教育目标。比如，对青少年进行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林崇德教授认为，既要制定基本行为规范，又要根据大、中、小学不同年龄（年级）段和“较好”、“一般”、“较差”等不同表现人群的特点，“充分考虑到他们心理、品德发展的水平与结构”，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同时，还要采取“集体培养和个别训练相结合”的办法，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搞好榜样示范教育
榜样示范教育是以教育者或先进典型人物的优秀品质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教育者或先进典型人物的言行，把社会公德具体化、人格化，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模仿，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习惯。
教育心理学认为，榜样之所以有教育力量，是因为人们的行为普遍受到“模仿”这种心理机制的作用。在社会公德教育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本质上是一种非权力的影响力。作为一种非权力的影响力，其影响过程具有较大的自然渗透性，教育的效果也更依赖于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心理过程。一般地说，非权力的影响有着无限的张力，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能通过震撼感染、舆论传播，使人产生敬佩、依赖和亲切感，并由此使受教育者表现出心悦诚服、自觉效仿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榜样教育应当比那些带有来自职位、资历、利益等因素的权力影响力更为深刻、广泛、持久。俄国乌申斯基曾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青年人心灵”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苏霍姆林斯基形象地说：“学校好比一种精致的乐器，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使之影响到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必须把乐器的音调准，而这种乐器是靠教师、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的确，教育者人格的教育力量是很大的，“用追求理智统一性的兴趣感染学生的最好方法是让学生接近一个将自己无私地投入与专注于探索真理之中的教师”。林崇德教授分析了国外的一些研究认为，教师在课堂生活中，如果采取民主的方式对待学生，学生将向着情绪稳定、态度友好、具有领导能力等方向发展；如果采取专制的方式对待学生，容易导致学生情绪紧张、态度冷漠、攻击性强、自治能力差；如果采取放任方式对待学生，将易于使学生向无组织无纪律方向发展。这种情况说明，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作风，对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远胜于他们口头上的说教。
榜样示范教育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用先进典型的事迹进行教育。今天，在社会生活中，各条战线、各个单位都涌现出一大批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先进典型，他们的文明行为和高尚品德，是社会主义公德水平的集中体现，能够产生巨大的道德震撼力。“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徐虎精神”、“李素丽精神”，不断地鼓舞和教育着中国人民，可见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社会公德教育中，应该很好地运用这一成功经验。只有大力宣传社会公德方面先进典型，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才能更好地影响和带动广大市民，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人人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风气。因此，全市各级党政组织都要大力培养和树立社会公德方面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社会公德建设方面的带动作用。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公德,不仅要大力宣传全国社会公德方面的先进典型，而且要大力培养、树立、宣传本市社会公德方面的先进典型。区（县）、街道（乡）不仅要大力培养、树立和宣传本区（县）、本街道（乡）社会公德方面的先进典型，而且要大力宣传本区（县）、本街道（乡）各个层面遵守社会公德方面的好人好事，用先进典型的事迹和发生在群众身边遵守社会公德的好人好事来教育广大市民、引导广大市民，使这些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经常不断地产生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对广大市民产生积极影响，引发模仿行为，形成力争上游的心理氛围。此外，调查发现，军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有制企业员工以及老年人、高学历人群在社会公德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要注意发挥好他们“领头羊”的作用，鼓励和引导他们进一步为他人做好榜样，做好示范，带动良好社会公德风尚的形成。
二是用教育者的人格进行教育。教育者是市民最接近的榜样，不论其本人的公德如何，市民们往往都会把他看作榜样而予以模仿。可以说，领导干部的言行对社会公德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大教育家孔子就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卫灵公》）的至理名言，充分说明人格教育的重要。朱小蔓教授在《关于建立情感性道德教育范式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在道德教育中，或通过道德楷模直接的言传身教，或通过教育者的表情、体态、声调的情感传递、情绪感染，或通过媒体、舆论、习俗中携带着的浓郁的情感色彩，来引起人们对某一道德价值的认同、共鸣和向往之情。这类引人高尚的情感经验及其体验积累多了，人的道德的、具有美学价值的趣味、鉴赏力、情操、境界便会一步步获得定向的发展。”因此，提高社会公德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无声的行动（包括“表情、体态、声调的情感传递、情绪感染”）去影响群众。近些年来，群众公认的一些优秀干部的道德情操对民众道德观念的积极影响是很大的，而一些腐败堕落干部的“缺德”行径对民众道德观念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只有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才能以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民，影响和带动广大市民社会公德素质的提高。因此，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要带头遵守社会公德规范，努力争做社会公德建设的楷模，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此外，还要教育好自己的家人，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用良好的社会公德形象取信于广大市民。
3.搞好实践锻炼教育
实践锻炼教育是组织、引导市民有目的地参加各种社会公德实践活动，进行社会公德情感体验，不断提高社会公德觉悟，培养良好社会公德行为习惯的一种方法。在社会公德教育过程中，既应重视社会公德知识的传授和灌输，更要重视社会公德行为的培养和锻炼。从教育学上说，社会公德教育和学科教育不同，学科教育主要是要求受教育者掌握该学科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能够利用这些概念与原理分析和解决相应的问题，而社会公德教育主要是要求受教育者掌握社会公德规范，并将这些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自觉地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将知识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用概念和命题明确表征的知识，叫做陈述性知识；一种是不能用概念和命题明确表征，而是用行为动作表征的知识，叫做程序性知识。学科教育主要是陈述性知识的教育，学习者只要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因此学科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是讲授法。但是，社会公德教育有所不同，社会公德知识在更大程度上是程序性知识，社会公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境界。一个人在认识上懂得道德规范，并不意味着他会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调节自己的道德行为。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违规行为，并不是因为行为者在认识上不懂得应该怎样做，而是没有养成该怎样做的行为习惯。
德育的目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良好习惯的形成，是一个人的完整品德结构发展中质变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说，良好社会公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是社会公德教育的落脚点和着力点。我们的德育工作一定要注意克服过去那种只重视进行公德知识的教育而忽视公德习惯的养成教育。实际上，受教育者从接受道德观念到形成道德行为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必须伴随着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习惯的养成，否则就会使受教育者只背记大量的理论、条例而在道德实践中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事来。
亚里士多德说过，美德有两类：理智的和道德的。“理智的美德由教学产生和发展，道德的美德由习惯而来。我们首先是通过练习道德的美德才能获得它们；由于实行公正的行为我们才变得公正，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我们才变得节制和勇敢”。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因此否认智慧或理智美德的作用，而是要求年轻人不仅要具有清晰地认识与思考伦理问题的能力，也要将他们的选择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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