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特别是访谈调查中，很多被调查者谈了这样一种看法：为了办好北京2008年奥运会，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市民的社会公德素质，但我们千万不能把提高市民社会公德素质仅仅局限于奥运所需。如那样的话，奥运会一过就会一切照旧。这种看法，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所以，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对提高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素质进行一些长远的思考，或者说叫做战略性思考。思考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迎接奥运机遇与实现北京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关系。

    2008年奥运会，对于北京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本身只是一个契机，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更宏伟的战略目标是借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努力推进北京社会公德建设，加快北京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早日把首都建成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一、充分认识提高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素质的长远价值

    在进入2002年之际，中共北京市委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建首善、创一流”为目标，通过千百万市民的努力，使首都成为国内外一流的文明城市。“建首善、创一流”也是首都社会公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北京申奥成功和迎接奥运无疑为更好地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所谓“机遇”，是指外部事件或外部环境为既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在原有环境下所不具有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得一些原来不具备的条件具备了。例如，家里要来客人，生活上再邋遢的人也要把屋里收拾一番；迎接盛大节日，工作上再繁忙的单位也要把周边环境美化一下。申奥成功和迎接奥运正是为首都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这样一种“机遇”，使我们可以借势而上，办一些原来比较难办的事，解决一些原来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办好奥运需要举办城市有较高的文明程度，需要广大市民有较高的文明素质，而奥运会所需要的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与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是一致的。但我们并不是仅仅为奥运才搞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倡导良好社会公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的一贯做法。我们现在一方面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是为了更好地举办奥运会，一方面也是借迎接奥运之机加快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速度，提高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用举办奥运会的质量检验我们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在北京社会公德建设问题上，我们既要立足于2008年的奥运会，更要着眼于奥运会之后的大发展。众所周知，世纪之初，北京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确定了未来“新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个十年打好基础，即到2010年，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框架；第二个十年巩固提高，即到2020年，使北京的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用30年争创一流，即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北京成为当代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大都市。我们认为，实现“新三步走”战略部署，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必须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水平，为“建首善、创一流”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我们应当以战略的眼光和胸怀，来认识加强北京市民社会公德建设、提高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素质的长远价值。

    二、正确看待社会公德建设中“进一步、退一步”现象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中,我们都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2008年奥运会后一段时间，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素质会不会突然有所下降？为什么？”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百分之68.5和百分之62的被调查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根据大都是“惯例”、“以往的规律”、“过去基本上都是这样”。事实确实如此，过去北京市民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状况时好时坏现象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陈冀以1990年亚运会为例说明这种情况。他在《面对从巅峰回落的曲线》这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亚运会结束以后，北京市民普遍感到商店的服务态度、马路上的交通秩序、大街上人们的文明程度，比亚运会期间有明显下降。”他还在亚运会结束一个月时，对288名市民进行问卷调查，有251人（占百分之87.15）认为，亚运会后社会秩序和精神文明水平滑坡。

    据我们观察，2001年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等大型活动都出现类似现象，大运会和国庆节等大型活动期间，市民举止端庄，路面干净整洁，人车各行其道，市民文明程度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可是运动会和节日一过，又恢复了原来的“老面孔”。

    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种“进一步、退一步”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北京有，其他省市也有，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王晋军在《北京奥运2008》这本书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悉尼奥运会期间，“火车开得有史以来的正点，奥运一结束就又回复迟到、出轨的常态”，“车厢像个大垃圾箱，载运着沉默寡言的人们”。我们了解到，汉城、巴塞罗那等城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些城市也出现这种情况。

    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这种“进一步、退一步”的现象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为什么会出现“进一步、退一步”的现象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型活动（如亚运会、大运会等）期间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使爱国主义热情得以高涨。这是公民道德素质和文明水平达到空前高峰的重要心理因素。这种“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多数人来说是自觉的，对少数人来说是暂时的。活动一过，少数人道德素质和文明水平很容易有所滑落。

    第二，大型活动期间是一个与常规环境很不相同的超常时期。这种超常性既来自于大型活动本身的特点，更来自于全国人民尤其是活动所在城市政府和人民付出的极大努力，如投入很多资金，增加大量管理人员和义务服务人员，制定一些临时管理政策和措施，等等。这些方面是公民公德素质和文明水平达到空前高峰的重要外界条件。这些外界条件产生的效应只能是阶段性的。大型活动一过，失去这些外界条件，一部分的人的公德素质和文明水平的滑落也是极有可能的。

    第三，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的特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包括公德素质的提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文明素质的提高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不良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时一事、一朝一夕的事情，出现反复、倒退是正常的现象。

    对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种“进一步、退一步”的现象，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大型活动期间群众公德水平和文明水平的提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大型活动结束之后，部分群众公德素质和文明素质的下降，也有其多种原因。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进一步”后“退一步”，这种“退一步”一般情况不可能退回到起点，它总会留下许多实质性的东西，即使是美好的回忆，也是一种信心和力量，会激励人们按照曾经达到过的标准去进行新的努力。因此，对上述分析的前两个原因，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有辩证的、全面的认识；对第三个原因，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这也是值得有关部门、有关方面进一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三、必须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的方针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讲，提高公德素质和文明水平的过程，实质上是过错行为和不良品德的转化过程。过错行为和不良品德的转化，一般分为醒悟、转变与自新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醒悟阶段。这是指当事者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和陋习，从而产生改正的意向。这种意向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他人的教育，二是当事者开始认识到坚持错误和陋习的危害性。从态度变化的角度上看，醒悟阶段是旧有态度的受挫和新态度的萌生。

    第二阶段是转变阶段。这是指有了改正缺点、错误和陋习的意向之后，在行为上发生一定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仅仅是开始，要想改正缺点、错误和陋习还需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有时候可能产生反复或倒退，即重犯以前的过错、重蹈以前的陋习。反复或倒退的情况也有两种：一是前行中的暂时现象。这是因为新的、良好的行为习惯还未巩固，旧的、不良的行为习惯在短期内尚未消失造成的。从态度改变的角度上看，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前进中的反复或倒退是处于量变阶段的正常现象，它说明已有态度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另一种是教育失败出现的倒退，教育失败产生的倒退，实际是已有态度根本没有改变的表现。

    第三阶段是自新阶段。这是指经过较长的转变时期后，不再出现或极少出现反复或倒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会以新的道德风貌和文明风貌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决心抛弃过去的不良习惯，勇做道德高尚、文明进步的新人，这说明态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开始以新的态度对待生活。

    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进一步、退一步”现象，认清社会公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的特点。

    如何避免市民的社会公德素质出现“进一步、退一步”的现象？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中，很多被调查者建议要“提前预防”、“打好思想基础”、“从深层次上铲除不良行为发生的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我们认为，以上建议都很有道理，从总的策略上讲，应当采取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的方针。

    预防为主，就是在没有出现不道德、不文明行为之前要积极做好预防工作，尽量消除和减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道德、不文明行为。这个预防，不是在奥运会之后，而应该在奥运会之前，甚至于从现在开始就要打好思想基础。打好思想基础，关键在教育。从有关部门来说，当前要扎扎实实抓好社会公德教育，使广大市民的公德素质有一个“好底子”。

    标本兼治，就是一方面要治标，积极采取办法制止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的发展和蔓延，另一方面要治本，从更深层次上铲除病根，改变旧的道德观念、旧的行为习惯，防止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的发生。比如对待乱贴、乱写小广告，采取重罚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并不能杜绝。如果我们一方面采取经济处罚措施，一方面大力宣传乱贴、乱写小广告的危害，同时设置一些固定地方让人张贴小广告，让其有“立身”之处，这样做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症下药，就是要找出产生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帮助市民转变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措施。我们知道，在亚运会和大运会期间，北京市制定的一些临时管理政策和措施是很有效的，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这些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适用于特定时间，但有些也能长期适用，即使是那些阶段性政策和措施，既然确实有效，也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创造条件将其变成长期性的法规和制度，让它们有效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