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部队于十月八日至二十日，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杨森、刘文辉六个战俘获人枪三千多，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张国焘把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当作他的南下路线“正确”的证明。十月十五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致电中央宣执“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个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伪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的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伪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见对朱、刘威胁利诱均告失败，就将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软禁起来，盗用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号施令，指挥部队。

　　十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凯刘湘为保卫成机当然拼命作战。他调集主力王项结、唐式遵、范绍普、李家征等部，集中八十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百丈之战，历时七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邓峡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财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洛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个多师，击溃两个多旅，陕北根据地发展到二十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同志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二十四日，国际

　　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庆，说明“国际完令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的伪中央。张国焘在定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二十七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刘伯承被任命为校长，实际上被张国焘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同志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方面军有六十五个团和一个骑兵师，共约八万多人，如今(—九三六年二月)只剩下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了。再这样拖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张国焘迫于上下内外的压力，也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

　　三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随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十四团翻越昌山。这个团的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两军会合时，出于对朱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小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朱总司令。该军军长余天云为此事在阿坝大骂用团长。后来余天云又触犯了张国焘，张国焘撤了他的职，下令用铁丝反剪双臂绑起来，余天云受不了这种侮辱，过大金川丹巴铁索桥时投江自尽了。刘伯承站在一条小溪边，看着干部战士们洗涤、饮马，听他们讲述用团长和余天云的故事。忽然他抬起头来对石志本团长和赵炳伦政委说：“余天云不仅骂你们周团长，在返回阿坝的途中还企图打朱总司令呢！是徐向前总指挥阻拦才没有敢动手。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维护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如果量党的事业于不顾，光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利益圈子里打转转，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象余天云一样是个利已主义者。我们要做一个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心怀坦白、顾全大局、坚持团结的好党员。”刘伯承转头向围上来的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