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多钟,一营在岸边集合了。干部、战士们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礁石措列、水深无底的大渡河强溉这要冒多大的危险!在这样的任务面前,反动军队是靠组织督战队、架起机关枪来解决的。但红军指战员面临这个场面,却要各、要抢、要吵、要嚷着争坐第一只船。这就是革命战士的政治觉悟这就是红军不可战胜的秘密。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政委发话了:“算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孙营长。孙继先找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二连组织突击队。二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是连长点名,挑选了十七个人,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求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在熊连长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这时候,刘总参谋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持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黄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黄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四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正好九点正,接头对杨得志团长说:“开始!”杨团长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咳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辟。这时,刘总参谋长、聂政委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止了。刘伯承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冲锋号。”这时,肖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队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我们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登陆点有四十多级石阶,只有这个道可以上岸。十七个英雄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英雄们利用石阶的死角,竟没有伤亡。然后,登上石阶,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欺我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二百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了,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土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象残敌向后溃退。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四十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队直至二十六日上午十点,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按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二十六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早就根据他的指示在那里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这次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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