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日，朱总司令电令：“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第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坪、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则应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至此，强接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历史无情的证明：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太平天国，毛泽东、朱德也绝不是石达开。蒋介石及其谋士们的痴心妄想，只能又一次化为泡影。

　　与张国焘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以屑，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在央金山下的达维镇胜利会师。

　　六月二十五日，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起到两河口，欢迎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今茂汶)赶来与中央领导人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台合后的战略向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三无二十八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支部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公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是个混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他把四方面军视为已有，自恃有八万之师，把经过长征考验的一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控制在他的手里，进而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会上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他勉强同意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但会后回到理番（今理县）杂谷脑四方面军总部就变了卦。六月三十日。他致电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在大小金川发展的战略计划。

　　为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张国焘则指使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七月十八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