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我们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政委跟朱团长研究，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司令员，刘伯承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馅来。”

　　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第一营营长曾宝堂扮演。他带着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人军的服装。那个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其他部队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准备万一诈城不得手，便强攻。

　　晚上九点多钟，部队出发了。又是一个大雨之夜，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象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断有人跌跤，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泥水，真象是从深溪水逃出来的败兵。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前面半空中一灯摇曳。曾营长小声下令：“跑步前进！”于是队伍急速地向南门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接着拉动枪栓，子弹上了膛。

　　“自己人。”一个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回答。

　　“哪一部分？”

　　俘虏的那个连长出场了。他的身份还是连长。只听他丧气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出来了。现在‘共匪’正在追我们，请快开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守敌进一步考问。

　　那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看样子是正在分析这批“自己人”是真是假。只听城门外面人声嘈杂：“快开门哪，‘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啦！”

　　“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冲的当官的大喝一声。接着从城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来，在这群“败兵”身上照来照去一看，果然全是“自己人”，于是传话：“别吵，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哗啦”一声，卸下了门栓，“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开门的士兵之一首先向挤进城门的侦察员打招呼。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几个身高力大的侦察员把手枪对准敌兵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是红军！”接着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先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象洪水和疾风一般向纵深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敌“川南边防司令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总司令。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通告全军：“我第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一月八日《朱关于我军九日行动的部署》通知各军团：“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怀念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留干部团在遵义担任警卫工作。令第一军团第二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在遵义东面老婆场、青神桥、是子场地域；三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嵇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五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九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猪场。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正当蒋介石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参加扩大会议者还有总政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严于责已，宽以待人的态度。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长篇发言，他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