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九日，十六师占领毕节后，在中共员州省工委的帮助下，他又和省委的负责同志一道组织“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等革命群众组织，吸收贵州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所贵州省副主席、同盟会元老周素园担任抗日救国军司令任命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为参谋长。

　　同时，还派出了大批抗日工作队和宣传队，用演戏、跳舞、唱歌、讲演、写标语等形式，在城市、农村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的罪行。通过宣传和组统有五十多个区、乡建立了游击队和土地革命委员会，五千多青年踊跃参加红二、六军团，壮大了革命力量。

　　贺龙很关心这里的群众工作，牵挂着贫苦百姓的饥寒。每次工作队和宣传队下乡，他都嘱咐他们关心群众生活，指示他们尽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固难。他发现问题快，分桥问题深，处理问题及时、果断。有一次，从大定瓢儿井和八堡一带回来的宣传队员汇报情况，贺龙去听了，当一个小同志说那里有的老百姓手里还拿着江西苏区用布印的钱票久他立刻想到，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愚关系着这些百姓的安危，国民党一旦回来发现，他们是会被杀头的。教会危马上吩咐供给部带上银元到那一带一对一地兑换过来。后来，黔西和毕节的一些地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贺龙又吩咐供给部去兑换。几千块银元，象流水一样地换出去了！这些银元是冒着枪林弹雨从湖南驮运过来的，是二、六军团一万八千人马的粮协供给部肋同志十分心疼，就委托副官处的一位同志跟老总说说，不要再往出换了。这位同志估计老总不会同意，但又想既然受别人嘱托，总得试试。贺龙一听就火了。

　　“什么？不是我们丢下的就可以不去管吗？！我问你，共产党在中国有几个？”

　　“一个。”

　　“这就对了嘛，红军有几支而党只有一个，我们是共产党员，应不应当一家人说两家话？”

　　又说：“红一方面军去年在这一带打得很苦，一定是临走时来不及兑换，要么就是带的银元不够了，才留下这些布票子。我们如果不管，老百姓可要遭殃啦。我们这些人出来革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我们自己吃饱穿暖吗？不是。是为解放老百姓，既然为老百姓，花去几千块银元算得了什么呢！你去告诉供给部的同志，用他们万里奔波驮运来的银元保护了贷州老百姓的脑壳，这是他们做的一件大好事，发挥了银元应有的作用。今后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不要光想我们自己。”后来贺老总继续坚持在黔、大、毕用银元兑换江西苏区的布票子，总共换出了一万多块。

　　贺龙多次到红军学校，到部队的供给部、卫生部去检查工作，看望干部、战士和伤病员。每到一个单位，他都要进战士们的宿舍，亲自摸控地铺上的稻草够不够厚；问问大家伙食怎么样，吃得饱吃不饱；问问新战士想不想家，脚上打得泡会不会挑。指示部队抓紧时间筹粮筹款，编织草鞋，采办药品，维护好干部、战士的身体。勉励大家团结友爱，艰苦奋斗。有一天，他在二军团供给部听工作汇报，临走时想起在修文遇到的那个小通讯员，问道：“过平越时腿被牲口砸伤的那个彭伢伤势怎么样了？骨头有没有问题？肿消了没有？还敷不敷草药？……”问得很具体，供给部的领导答不上来。晚上，彭伢参加运粮回来听说贺总指挥亲自来探问他的伤情，两行热泪顺着脸颊不住地淌。新参军的几个小鬼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围着彭伢问：“是不是腿又疼了？”小彭伢摇了摇头。“是不是过新年想家里的亲人啦？”小彭伢继续摇头。“那是为什么呢？”在这帮小鬼的一再造问下，彭伢坐在地铺上抽泣着讲出了自己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