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子陈方

    头发花白，腰杆笔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65岁的陈方在约定的采访时间、一分不差地出现在记者面前。白衬衫、灰裤子、黑布鞋，穿着朴素，如同邻家伯伯。

    “我和哥哥姐姐们从来没什么优越感，在我们家里，也感受不到特殊化的氛围。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常对我说：‘借父母的光行事是靠不住的，人要靠真本领吃饭，靠讲诚信立身。’这句话，我受用一辈子。当我的女儿开始识字懂事时，我便把这句话转送给了她。”

    打开记忆之闸，陈方深情回忆起和父亲共同生活时的那些往事。一代伟人陈云身为慈父的画面，鲜活如昨；而他严师般对子女的家训家规，更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令我难忘的生活细节

上图：补了又补的白色睡衣睡裤。 下图：摄影为陈云的爱好之一，右上角的那张照片是他在为工作人员拍照。 摄影 邵剑平

    我在家排行最小，小孩子难免因顽皮而闯祸，而父亲从来没大声训斥过我，我也没挨过打。

    “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为人切忌张扬”，这是父亲的教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父亲向来是抓大放小，牢牢把握大方向。他不干涉孩子的兴趣爱好，不以家长设定的目标来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问过我考试得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排名班级第几，连择业这种大事，父亲也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常说，自己是被“散养”着长大的。

    建国初期，我们家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那时父亲一领到工资，他就坚持按月从中取出一些钱，寄给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舅母、青浦乡下的姑姑，还有生活有困难的一些老战友们。

    原来我的大哥大姐都在育英小学读书，那是为干部子弟办的住宿学校，学费比较贵。后来，父亲跟母亲交待，如果我和姐姐们也去育英小学上学，家里交学费便成了问题。于是，我和姐姐只能去家附近的北长街小学读书，那是所普通学校，学费便宜。

    学校里大多数是普通群众的孩子，不少同学都是我的街坊邻居。小朋友们在一处玩儿，闹个别扭拌个嘴红脸完了很快就和好了，那个时候，人际关系简单。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因为你是领导人家里的孩子，就对你另眼相看。

    下课回到家里，我基本都是去找母亲念叨些当天学校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平时也不爱和我们“黏”在一起，以至于有一次他对我格外“上心”，让我铭记至今。那天天气突变，我因上学时衣服穿少了而受了风寒，一回家就发起了高烧。父亲很晚才回来，当他得知我发高烧了，便走进来坐在床边，边摸着我的额头边说：“赶紧多喝水，水喝多了排尿多，热度就退得快，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第二天，他又问了母亲好几次，“小方的烧退了吗？”我听了，心里特别暖和。这个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为何令我念念难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不大如此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疼爱。他对我们几个孩子真正的爱与关心，更多地体现在素日严格的家教中。

    父亲立下“三不准”

上图：补了又补的白色睡衣睡裤。 下图：摄影为陈云的爱好之一，右上角的那张照片是他在为工作人员拍照。 本版摄影 邵剑平

    父亲对我们的教导宽严相济。在公私分明这一点上，他的标准十分严苛：要求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做到，绝对不能打擦边球。

    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翻看、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这是父亲给我们立下的“三不准”规矩。

    我们家1949年从东北进京，就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直到1978年才搬进中南海。院子里有间屋子便是父亲在家批阅文件、思考问题的地方。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工作的时候，那里就如同“军事禁地”。

    父亲曾明确说过，“红旗牌轿车是国家配给我的公务车，家中任何人不能乘用”。虽然母亲上班的路线是和父亲同一个方向的，但我从来没见她搭过一次“顺风车”。母亲总是骑着那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自行车，她还曾开玩笑说：“瞧，我和你爸的车一样，都是红旗牌的。”现在，这辆车身已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安静地停在上海的陈云纪念馆里。作为代步工具，它的使命早已完成；而从中折射出父亲严格要求家属，不搞一丝特殊化的精神，却仍触动并影响着后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时期，由于父亲身体患病和下放，母亲和我的大姐陈伟力分别请假陪在父亲身边照料。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和姐姐最后都悉数退回了各自单位在那段期间所发的工资。父亲的理由很简单：“领工资就要给单位做事，你们在照顾我没有上班，就不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工资，占公家的便宜。”

    公私分明，身为党内高级领导人，父亲不仅对家属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体现在对自身言行的严格约束中——“不收礼、不吃请；不居功，不自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父亲的家乡人送来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正在审批等待开业的一家公司题词。父亲当面拒绝了：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父亲不但退回了文房四宝，还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此事。

    我还记得家里原来的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陈旧了，便买了一台新录音机给他用。父亲问新录音机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回答：是机关的，您先用着。父亲坚决不肯，当即让工作人员将新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陈元参加工作后，用自己的工资给父亲买了台录音机，这回，他二话不说，乐呵呵地收下了。

    有一段话，是父亲对返乡工作的警卫员的临别赠言，我听了特别震撼，铭记在心。他说：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

    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

    粗茶淡饭，轻车简从。工作中生活上，父亲这辈子将物质需求放在最不起眼的那个角落，生活俭朴得令人吃惊。

    1946年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父亲在那场战役中，运筹帷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的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唐凯，给日夜操劳的父亲送上了一件棉坎肩以御风寒，父亲珍视战友深情，常年将坎肩带在身边。1984年的一天，母亲数了数这件棉坎肩上的补丁，足足有32块。父亲这才不得已告别了陪伴他38年的“老伙计”。如今，这件棉坎肩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

    母亲1951年从北京东安市场地摊上买的一套银质餐具，父亲看了很喜欢，一用就是4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因使用时间过长，餐具表面发生氧化变得通体发乌，厨师便用去污粉将勺子擦得锃亮，父亲看到后心疼了：“以后不要这么使劲擦了，会影响勺子寿命的，表面的氧化层没有害处，只要每次擦干净就行了。”去外地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也总随身带着这套餐具，不愿意换新的。

    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平时接触的较多。感觉父亲的节约与俭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吃完饭，他的碗底总是干干净净，盘底的剩汤也会喝掉。给他做饭的厨师有点“埋怨”：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家常菜，从来不给我提要求，这烹饪技术总也提不高。

    到外地出差，当地人要给父亲做些好菜吃，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父亲多次在上海过春节。有一次，上海的同志为父亲准备了鱼翅，他特意将负责人找来商量：“我上了年纪，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别去做鱼翅这么贵的菜，浪费了。”他还叮嘱，以后就是节日里用餐，也不用搞那么多花头。

    父亲在吃上面没有要求，穿也是一样。他平时就穿布衣、布鞋。深蓝色与深灰色两套毛料中山制服都是50年代由公家按照出国规定给做的礼服。父亲一般只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或重要场合时才穿。过后就脱下，仍换上家常衣裳。后来，两套毛料中山服穿旧了，胳膊下及膝盖等部位的毛料被磨得很薄。工作人员提出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衣服，父亲却说：“衣服最重要的是整洁，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不用急着做新的。”

    有一年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将毛料中山服和穿出破洞的毛衣带给洗染店里有经验的老师傅织补。当老师傅得知这是陈云的衣服后，连声感叹：“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过日子格能巴结（沪语节约的意思），没想到！”

    记得17岁那年的初夏，我陪父亲坐着说话，他说：“天热，出汗衣服湿了，小方你给我到屋里拿件干净衬衫换。”我取来后，递给他，站在一边。父亲把身上的衬衣一脱，里面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一个个对着我龇牙咧嘴的。

    我心里一酸，和他说：“爸！我明儿就给您去买件新的，这件别穿了，太破了。”

    父亲冲我笑笑，“没事儿，汗衫穿在里头，别人又看不见。”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给父亲买一样像样的礼物。我在北京一家工厂的翻砂车间干了3年活儿，暗暗地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当我将特意为父亲买的几十元的皮表带递到他眼前时，他很意外，连夸大方好看。可问起价格，父亲心疼地直呼：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太贵了，太贵了！

    这根表带，父亲换上后一直用着，应该是喜欢的。但直到很久后，他一提起这件事，还是摇头：太贵了！

    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解放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父亲总是写上“小学”二字。

    他常常说：“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一辈子都要有小学生般的心态，求知求真。”

    在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他才25岁。肩负重任，催他发奋苦学，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读书学习。父亲十分推崇毛主席的 《矛盾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不仅理解透彻，在工作中也运用自如。

    在工作中，父亲之所以对事务的判断与理解大多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与他善于读书、善于学习息息相关。在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他从不套用别人的东西，而是认真、反复、全面地花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头上没有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但他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公认的经济调控和理财能手。

    父亲“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精神，贯穿一生。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下放到江西，行李里装的最多的，还是书籍。从北京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到北京，他阅读了 《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世界知识年鉴》《美国农业》等不同题材的书籍，默默地吸收着各类书籍中的精华养分，动脑子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的关联。

    1981年，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来家里探望父亲。当时父亲建议，在决议稿上加一段话，提倡全党学习哲学，也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的思想高度，正是来自他对国内外形势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立于当下来回望，当初他的建议，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父亲的好学与勤勉，造就并带动了我们全家浓浓的学习氛围。哥哥陈元告诉我，父亲对他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爱读报纸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多读报，主动地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及预测，颇有裨益。我们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都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有的时候还聚在一起就一个话题开个小型读书学习会，其乐融融。

    正如父亲所说的那样，世界再怎么变化，只要自己能主动积极地学习，善于读书，便不会落伍。

    他的这15个字是我的精神富矿

    父亲生前大量的精力花在工作上，家里很少看到他人影。父亲退下来后，我才和他有了深聊的机会。他去世之后，报上有大量的报道，许多跟他共事过的老战友都写了回忆录，读了这些文章，我慢慢地回味和琢磨他从前和我说过的那些话，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他这一生的经验总结也都在这15个字中，而要真正把这15个字弄明白搞透彻，里面的东西挺深的，需要我不断地去学习去理解。

    作为他的孩子，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慈父的一面，他在工作中处理事情的智慧与方法，我们无法像那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仁那样得以亲耳聆听、得到具体的指导。所以我有时去上海出差，会情不自禁地去父亲的纪念馆走走，看到那些被父亲几乎翻破的书稿、用到快握不住才作罢的铅笔、用纱布缝补了多处的白色睡衣……就感觉他还在我们身边，从未曾离开。

    他的风范、智慧、深邃，一点都没有随着他生命的逝去而黯淡，而是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指导着我们。

    我现在常常会看他的书，选集和回忆录都在看，琢磨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揣摩他那时说话的心境……越看越着迷，越看越佩服他老人家。

    父亲的这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提出的很多方案，解决的都是党和国家彼时急需解决的要害问题。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每次推动，事前都经过了缜密的调研，观点的提炼都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从来都是以平等的口吻、以商量事情的态度提出来，摆出理由和大家一起讨论，允许别人提不同意见。经过民主集中，优选出最佳方案。历史证明，不同时期父亲参与制定的相关国家政策，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父亲去世后，每一年他的生日和祭日，很自然地成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聚首的“法定日”。提起父亲，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我心目中，父亲身上的闪光点，这辈子也学不完。他离开我越久，我反而觉得离他越近。

    言犹在耳

    借父母的光行事是靠不住的，人要靠真本领吃饭，靠讲诚信立身。

    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为人切忌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