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指示的策略路线，二、六军团，陕北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他还说；“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和陕北的同志各干各的”(28)张国焘是一个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人物。虽然，他原则上同意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并没有停止。

    二月初，敌情变化更为严重，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军处境更加困难。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且给养补充已成大问题，长此下去，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张国焘在其伪中央政治局所作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也不行不承认这一事实。他说：“红军长期停留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不能适应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粮食的缺乏”，“使之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摆脱不利局面。决定以主力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内，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待机行动。二月十一日，张国焘发出“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经达维、懋功向丹巴至道孚、炉霍、甘孜一线转移。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张国焘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为了蒙蔽广大指战员，仍然继续肆意攻击党中央，百般为其错误方针进行辩解，压制部队的不满情绪和批评意见。三月十日，在道孕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坚持其南下的错误方针。他认为“第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否认抗日民族运动新高潮的到来，继续攻击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退却逃跑”。他还鼓吹南下方针的正确，大言不惭地宣称：“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顺利地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张国焘还极力压制部队指战员的不同意见，并威胁说；“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29)

    在此期间，党中央对南下部队极为关怀，多次致电询问具体情况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期望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都不予置理，虽然部队已折向西北转入道孚、甘孜一带，但他仍无北上和中央会合的企图，继续同党中央对峙，一心想搞他的所谓“大西北计划”。

    偏安西北边区，组织被巴依得瓦政府继续对抗党中央(一九三六年四月至五月)

    四月一日，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所谓《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提出“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他说：“我们当前任务是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然而，他的所谓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哪里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西康的几个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30)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躲避战争右倾畏敌的计划。很显然，这与他一年前在茂县擅自成立“西北特区委员会”、“西北联邦政府”、气势汹汹向全世界发通电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的这些计划、设想成了泡影。他此时此地提出“西北抗日根据地”，很明显是与党中央的陕甘宁战略方针相对抗。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在这些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由于红军力量的弱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转移乃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所谓“在西北计划”自然是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背道而驰的。张国焘在这个报告中还极力掩盖其南下以来遭到的严重失败，继续鼓吹“南下胜利了！”他还颠倒是非攻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胡说：“毛、周、张、博的错误，就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他们对两个主力的结合，可以反攻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分裂红军。”(31)随后，张国焘又发出《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提出：“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的任务，为实现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战略方针。”“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其次赤化西康、道孚、芦山、甘孜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西北开展。”要求“各级干部必须细心而耐烦地研究西康及整个西北的地形道路，社会情况，并将所得的材料报告我们”(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