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无视客观情况，始终认为红一方面军过去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坚强部队，如今已衣衫褴褛、装备不足、人员大量减员，一定是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所致。因此，他对待党中央的路线以及方针政策，一直是漫不经心，采取观望怀疑的态度。十六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四方面军电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4)而张国焘要建立的是整个“大西北计划”，是西北联邦政府，其中第一步是川康计划。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不同意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他认为：北川地形给养困难，由岷江东打“条件不具备”，“北打粮食绝无”，(5)主张红军经阿坝草地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如遇困难则向南进攻。从此开始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逐步发生了重大分歧。党中央详细分析了川西的地形特点，认为；目前的形势应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做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否则大部队经阿坝摹游牧区再北转甘、青将会发生重大困难，甚至不可能，而向川康方向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也无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重要一着。(6)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其意图和目的是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7)

    北上甘南，这是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它对于红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陕甘地区，地域大，道路多，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内部矛盾很多。在这里既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和在运动中歼敌，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和物质的补给。尤其是可以迅速形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以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需要。

    但是，张国焘当时对于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右倾估计，他不相信全国政治、军事已经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而是认为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焉得虎子于总退却的阶段。基于对革命形势这一右倾估计，于是他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过低的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中主的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因此，他主张避开敌人主力，向中国西部边陲退却。以图敬安一隅，躲避斗争。

    张国焘不仅在政治政治战略上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他还把军队看成是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企图依靠军队的力量来达到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党的策略方针可以忽左忽右，可执行可不执行，甚至可以更改、抵抗。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又不贯彻实施，甚至公开反对北上方针。阳一套，阴一套。这就使得党中央和两个方面军在贯彻、执行弟战略方针上受到了严重阻碍。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就召开干部会议，制造谣言，攻击中央，煽动对中央不信任，损害团结，进行了一毓抵制中央战略方针，损害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阻挠红军北上。党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卓克基，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经马塘、康猫寺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七月十日和十六日，红三、红五两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由卓克基到达芦花。这时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与增设常委，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