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文学梦是从研究红西路军史开始的。

    我年轻时喜欢做梦，绝大多数的梦，在梦醒时分便消失了，未曾留下什么痕迹，唯有这个文学梦从来没有醒来过中断过。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二十世纪80年代，中学英语老师是比较吃香的，在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当中都是受人尊重的角色。只要在教学岗位上尽职尽责埋头苦干，教学成绩突出，每年评一个优秀教师基本上没有啥问题，评职称进升也顺利。这就让其他学科的同事们十分嫉妒，教ABCD的就是牛，说英文的比说汉语的视乎要高人一头。实际上，这并非是英语老师有什么大闹天宫的本事，而是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1977年，国家实施高考制度之后，英语成为必考科目。甘肃省广大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地区，绝大多数学生的英语成绩较差，即便是其他学科的成绩很优秀，皆因为英语成绩差，总分上不去，很难考上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尤其是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各学校都在为缺乏好的英语教师而发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凭借自己大学英语专业之优势，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来到甘肃省金昌市永昌一中，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我刚参加工作时，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加上学校领导的器重，再加上自己对英语教学的热爱，工作劲头十足，跨年级担任初三、高三毕业班英语教学任务，总想把自己肚子里的知识教给学生，让他们考出好成绩，尽管教学任务繁重，但一点感觉不到累。那时候，学生对英语老师还比较尊重，也听话，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作业上交及时，也不需要老师去辅导，成绩是比较好的。相对而言，我们英语老师的工作量不是很大，只要是备完课，批改完作业，基本上没有其他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情，有充足的时间治学。

    由于自己喜欢读书，爱好写作，在其他学科教师忙得不亦乐乎之时，我有的是读书学习时间。学校图书馆里有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图书管理员又是自己的一个乡党，借书还书皆十分方便。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在教室、教研室和图书室里度过的。每当我站在图书室书柜前，看到成千上册古今中外名著，让我异想天开，未来如果我能够创作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同这些古今中外名著放在一起，给这些名著当陪衬，那就活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当然，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的这个想法十分荒唐，属于天方夜谭，但对于我来说，有了这个想法，总比没有这个想法要好得多。可想而知，我不敢把自己心中的秘密告诉别人，怕人耻笑我白日做梦。

    我通过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我的视野不断开阔，走文学创作道路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想这件事。我的同事们见我的书桌、床头堆满了自己花钱购买的书籍，还有那些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耻笑我不务正业，一个英语老师，不看英文原著，看那么多的古典文学著作干啥哩？难道是想当一个作家？我笑着回答，有这个想法。一个同事听完这句话先是笑岔气，接着用十分怪异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说，怎么看你都不是一个当作家的料，你如果在文学创作上搞出明堂，天底下的公鸡都要下蛋了。

    二

    那年中秋节，正好是一个礼拜天。我的一个姓郭的学生邀请我去他家里去做客吃月饼。我本来不打算去做客，怕其他学生胡说八道，更怕校长知道后骂人。但是，我架不住这个学生的盛情邀请，怕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于是打着家访的旗号，硬着头皮去了一趟学生家。这个学生家位于解放路，他家就住在红西路军总指挥部旧址（天主教堂）里。

    我到了学生家里后，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当时觉得这座建筑物有点与众不同，不像是县城里有钱人家祖上遗留下来的旧宅。院子虽然不大，但是房屋布局呈四合院结构。学生家住在右侧出廊房，另一户人家住在左侧出廊房里。正中间飞檐峭壁的大殿空着，门上吊一把铁锁。大殿屋顶凹陷，已经是危房。这个学生的父亲告诉我，1977年县城道路扩建，他们家的房子被拆除了，因无房子居住，就被安置在这座四合院里，待将来有了房子住就要搬家。这个家长告诉我，这座院子是1936年11月份红军首领徐向前办公的地方。他大概给我讲述了一些有关红军在永昌的战斗情况。他讲述的内容尽管条理不清，乱七八糟，都是一些有关红军的传闻、轶事，但却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让我激动不已。我遂产生了研究红西路军鏖战永昌历史的想法，确切地说，我就是从那一刻起产生了这个梦想，为实现这个梦想，我开始了艰难的学术旅程。

    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党中央对红西路军史的拨乱反正，国内党史界、学术界开始关注这段历史。河西走廊各市县党史部门，开始对红西路军在当地的活动情况进行挖掘整理。众多的党史工作者走上研究红西路军史的工作岗位。我的教师身份无法改变，更不可能调离教学岗位，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只能是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属于自发行为。我买来许多有关红军路史相关书籍。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有时间就去研读，在书上批注、勾画有关红西路军在永昌的战斗史实。由于长时间在书页上勾画，几乎快要把书画成了鬼画符，除了我自己能够看明白外，别人是无法看清楚的。我无论走到哪里，这些书随身携带，即便是每年寒暑假坐火车回老家西安，这些书成了我乘车打发寂寞宝贵的精神食粮。

    我除了看书收集资料外，就是想方设法去参观战斗旧址遗址。首先把永昌境内的战斗旧址遗址搞清楚，然后向周边市县延伸。由于我在教学岗位上，认识的永昌各乡镇学生很多，便和学生们搞好关系，充分利用星期天，让学生引路到战斗遗址去参观。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永昌境内的战斗遗址情况基本上搞清楚了。当时，永昌县还有20余名流落的红军老战士，我登门拜访这些红军老战士，成为一个收集史料的重要渠道。他们大多数人记忆力还比较清楚，对红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转变成执行打通国际通道的使命，在甘肃、青海、新疆的活动是比较清楚的。他们在讲述西路军战斗情况时，尤其是想起那些壮烈牺牲的战友，大多数人在讲述时会哽咽不止。在收集流落红军老战士口述资料时，也注重收集各个战斗旧址遗址旁知情人士的听说到的故事。这些人都是从他们父母辈嘴里听到的红军故事，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大约在1988年秋天，一个同行告诉我，研究红西路军史爱好者准备自费考察红西路军的活动情况，我加入了此次的考察团队。因为是自费考察，又是在假期，无须单位解决费用，用不着给单位领导请假。这次我们这个团队7人直接从会宁县城出发，沿着红西路军的活动路线图，追寻红军足迹，一直考察到新疆星星峡，大约用了15天左右的时间。这次实地考察，从沿途收集到许多红军活动情况资料，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随着收集到的红西路军史料越来越多，这就为我研究红西路军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2000年前后，我在教学岗位上已经奋斗了十七八个年头了。随着全县英语教师队伍的不断庞大，各中学基本上不怎么缺英语教师了。于是我向人事部门申请调换工作岗位。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发表了多少篇有关西路军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但我的身份仍然是个教师，如果不能尽快调换工作岗位，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只能是一个兼职工作，名不正言不顺，有些重要的学术论文根本发表不了，因我不是党史部门的专职人员，报刊杂志编辑们对我的文章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有时候要发表一些重要的学术文章，还要附上县委党史办的证明，几番折腾，党史办人员见我就烦。

    直到编撰《永昌县志》（1991—2005）办公室成立，我的机会来了，离开教学岗位，专职从事《永昌县志》（1991—2005）编撰工作，我算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地方志工作者。编撰县志期间，我几十年来收集整理的红西路军资料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之前，由于电脑还没有普及，自己也没有电脑，大多收集来的资料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大小不一的笔记本约有二十本之多。在编撰县志期间，我利用星期天，或者晚上的休息时间，用县志办的电脑整理这些资料。三年下来，近百万字的资料稿完成了。在我看来，这些资料就是我的文化财富，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我整理完这些资料，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材料，创作的冲动让我兴奋不已。

    县志评审稿完成后，编撰县志的主要工作结束。我十分幸运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在永昌史料挖掘工作。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两年多的日子里，因办公用房十分紧张，我被安排在县委宣传部资料室里办公。这个资料室是县委大楼四楼水房改造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堆满了杂物，下雨时屋顶还漏水。最难熬的是冬天，因无暖气，冻得人手脚发麻，副部长老梁就把他的电暖气借给我使用。尽管办公条件很简陋，但对我来说毕竟有了一张能够安放书桌的地方，有了让我能够安心创作的空间。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40万余字《西路军鏖战永昌》初稿完成。

    书稿呈给宣传部张部长审阅后，张部长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本书稿是永昌县挖掘研究红西路军史一部全面系统的专业著作，此书如果交给中共党史出版社能够顺利出版，毋庸置疑将成为永昌县红西路史研究方面最权威的著作。

    此书稿交给中共党史出版社后，经过了三年多漫长的等待。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审读意见，有关西路军敏感问题“不评价、不议论”等要求，经过反复修改完善，最终出版发行。此书亦成为首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西路军著作。这部书出版发行，引起了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高度关注，之后此书被评为甘肃省党史系统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此书的出版发行，极大助长了我继续研究红西路军史的兴趣，我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种荣誉感和使命感犹如兴奋剂一样，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我走进了读者的视野，成为在红西路军史学术研究方面备受人们关注的对象。从此之后，凡是国家、省市电视台来永昌拍摄有关西路军鏖战永昌的宣传片和纪录片，县委宣传部要求我积极配合，我也成了一个专职的讲解员。

    四

    《永昌县志》（1991—2005）出版发行后，县志编撰办公室人员重新安排工作，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县旅游局工作。这时候，正是永昌县大力开发骊靬文化资源，打造骊靬文化产业园景区的黄金时期。随着骊靬城的建设，县委县政府和投资方齐心协力大搞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我经常去骊靬城建设施工现场收集资料，及时了解骊靬城建设进度，接待省市县党政领导视察工程进展情况，因工作需要，我给人们讲解骊靬文化的历史。通过对骊靬文化不断地讲解，我对骊靬文化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加上和投资方主要负责人经常联系，一方面是出于工作的角度，另一方面则出于私人关系，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段建设历史记录下来，从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骊靬文化旅游业的角度，书写好这段历史。于是，我就从骊靬遗址的残垣断壁，到骊靬故事的传说，到骊靬后裔人体基因研究，到县委县政府的招商引资的举措等诸多方面广泛收集素材，构思这部作品，以便为后人们了解这段历史，解读这段历史提供详实的史料。

    我作为一个从事地方文化编研工作者，在国家大力实施发展旅游业特殊的历史时期，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打造骊靬文化产业园区，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壮举，如果不能用敏锐的目光，作家的视角去发现这场伟大事件的文化价值，就真的对不起作家这个称号了。我们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因此最有发言权。发生在永昌历史上，有关打造骊靬文化产业园的壮举，是所有永昌人民的一个夙愿。我有历史责任书写好这段历史。在县旅游局工作的几个年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我几乎是一半时间在单位，另一半时间在骊靬城建设工地。我通过深入生活，调查研究，把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写进作品，于是这部《天下骊靬》作品就诞生了。此书出版后，甘肃文化界知名人士，已故的作家王萌鲜老先生看到这部作品后，老人家激动不已感慨万端，他说甘肃文化艺术界就需要这样的实干作家，更需要这样的优秀作品，骊靬文化才有可能延续发展，长盛不衰，依靠骊靬文化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这部作品出版发行后，深受港台澳地区及泰国、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游客的青睐。这部作品为海内外游客了解骊靬历史，感知骊靬文化魅力，打卡骊靬文化产业园区观光旅游提供了帮助。

    五

    我之所以非常急迫要创作一部讲述红西路军故事的长篇小说，这与我参与为红军烈士墓搬迁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那年，国家民政部出台了关于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文件。按照文件要求，永昌县境内牺牲的2000多名红军指战员的遗骨纳入保护范围，要把那些散葬在全县各地的红军烈士墓进行修缮，或者搬迁到永昌革命烈士陵园统一管护。

    永昌县境内有许多红军烈士墓，因年深月久，保护不善，自然塌陷的，工农业生产人为破坏的等诸多方面原因，红军烈士墓消失现象依然存在。县城北武当上下荒地罗罗湾有一处很大的公墓区，既有当地老百姓的先人墓，也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永昌县城遭马仲英屠城时遭屠杀的老百姓墓，还有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保卫永昌县城时，与马敌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红军墓。除了罗罗湾有红军墓之外，黄家学村红军烈士墓，焦家庄乡南沿沟村红军烈士墓，东寨乡日落晚阳墩旁红军烈士墓，八一农场河沿沟红军烈士墓坑等处。二十世纪70年代，县委党史办和县民政局对那些红军墓做过调查登记。二十世纪80年代，永昌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也曾搬迁了部分烈士遗骨。

    为贯彻落实国家民政部出台的烈士墓集中管护之要求，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县委县政府要求纪念馆负责实施此次的红军烈士墓搬迁任务，我有幸参与了此次工作。在搬迁烈士遗骨前夕，已经在纪念馆展厅后院削山填壑，平整80余亩土地，作为永久安葬红军烈士遗骨用地。

    为红军烈士搬家，清理烈士遗骨是一件非常神圣严肃的事情，胆小之人根本干不了。只有内心里对红军烈士十分敬仰的人，才能做好此项工作。在清理烈士遗骨时，大家穿着防护服，戴口罩，戴皮子手套。民工们挖开一个红军烈士墓坑，有骨架完整的，有骨架残缺的。从骷颅牙齿上看，牙齿十分完整，不难看出这些头骨都是年轻人的头骨。有些头骨上有子弹孔，有些头骨上有刀砍的痕迹。验证了牺牲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一些热血青年的事实。

    红军烈士墓坑与当地老百姓的墓坑有很大不同。按照永昌人安葬习俗，先人们的墓坑都有穴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墓坑里有棺材板子。一般人家墓坑里会发现羊毛毡包裹遗体。即便是条件最差的人家也会用芨芨席子包裹尸体。偶尔还会发现陶罐或者瓷罐等随葬品。然而那些红军烈士墓，没有什么穴位只说，墓坑大小和深度不一，都是就地掩埋，坑里仅有骨架，并无其他裹尸物及随葬品。有些集体墓坑里，有几具骨架，有的完整，有的缺胳膊少腿，残缺不全。我们把那些清理出来的红军烈士遗骨，用红布袋收尸包裹。按照永昌人的安葬习俗，不在白天转运，而是在夜晚转运到红军烈士墓集中管护区安放。

    红军烈士遗骨搬迁工作大约进行了八个多月，完整的遗骨安放在单体墓里。残缺不全的遗骨统一安放在圆丘型大墓。直到256座单体墓，一座圆丘型大墓建成，此次工作顺利完成。

    这次为红军烈士搬迁遗骨工作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当年那些奉中央军委之命，为打通国际通道，保卫中华苏维埃政权，与马敌浴血奋战的红军烈士们，用他们年轻的生命在永昌大地上写下忠魂两字，在共和国旗帜上留下血染的风采。为了把英烈们的光辉历史传承下来，在烈士公墓区建成之日，我受县委县政府之命，怀着对革命先烈无限敬仰之心，撰写1260余字的碑文，镌刻在红西路军烈士公墓区纪念碑上，让烈士们的丰功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受此次为红军烈士们乔迁新居之事的启发，脑海里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故事章节内容已经齐全，万事俱备只等创作灵感的到来。

    六

    《天下骊靬》《西路军鏖战永昌》两部作品出版发行后，我并未沾沾自喜，未受到掌声、赞叹声、或者批评声的干扰，心静如水，一如既往坚持写作，因为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后来由于工作的缘故，被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工作，充分利用工作之机，利用我所掌握的红西路军史料，开始创作已经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红色永昌》。实际上，我在出版了《天下骊靬》《西路军鏖战永昌》两部作品后，从读者的来信、微信等多种渠道获得他们对这两部作品的意见和建议，尤其重视那些批评家骂入三分的批评意见。作家创作能力的提高，就是通过和读者的不断互动，通过不断地汲取读者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逐步成长起来的。

    《红色永昌》创作后，因为有《天下骊靬》《西路军鏖战永昌》两部作品作参考，创作的速度明显快了。这部作品的初稿是手写完成的。在创作时为了把脑海里那么多涌现出来的语句记录下来，字写得龙飞凤舞，乱七八糟，就像鬼画符一样。有些字用汉语拼音书写，也有些句子竟然用英语书写。我之所以这样作，是由创作时的心情、状态决定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些重要的字词句就会瞬间消失。只要是能够准确记录下来那些重要的字词句，字的好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经过三年苦战，手稿写了一尺多高，浪费的中性笔不计其数。直到把这个长篇故事讲述完，在句末画下句号，初稿大功告成。初稿写了60余万字。初稿完成后，那种欣喜之情不言而喻。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妻子还以为我身体有啥毛病，我仅用“好着哩”作了回答。虽然说这些初稿与出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在写作道路上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实事求是地讲，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从来就没有走过什么捷径，构思的故事章节，要表达的词句都是一字一句从大脑里抠出来的。初稿完成，让我看到了出版的曙光。

    我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初稿上修改。初稿是用黑色中性笔书写的，改稿时首先用蓝色中性笔修改，之后又用红色中性笔修改。三种颜色的笔体把初稿涂写得面目全非。我自嘲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最潦草的手稿，我的手稿可能是其中之一，手稿根本不敢示人。我用电脑打字速度比较慢，原计划把手稿交给打字店打印，没有人接受这个业务，即便是出高价钱也没有人愿意干。迫于无奈，我只好自己动手打字，大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此任务。在打印稿上修改，我明显感觉到比在手稿上修改要容易多了。修改一次，就去打印店印刷一次，数年下来，打印稿在书房堆了几十本。曾经我的一个好朋友来我家做客，无意间看到书房里落满灰尘一堆打印稿，说，你如果把这些打印稿送给那些收破烂的河南人，去换碟子、碗的话，保证不会差钱。朋友的这句玩笑，气得我差点要吐血。

    作家写书难，殊不知出版作品更难。出版这部《红色永昌》时，两年多时间联系了国内十多家出版社。好多出版社审读完这部书稿，皆因书稿讲述红西路军的故事，对西路军题材的作品怀有“文革”时的那种偏见，担心在意识形态上出现问题，因此借口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备手续不好办，拒绝出版此书。数次碰壁，让我几乎要发疯。改革开放后西路军问题已经拨乱反正了，出版社怎么就不能与时俱进呢？尽管我十分痛苦，但我始终未放弃出版计划，我相信我的这部作品根本不存在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我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正能量，完全契合时代的要求。我就是想通过这部长篇小说，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西路军鏖战永昌的历史功绩，让长眠在永昌大地两千余名红军指战员得以永久安息。直到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对西路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红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红西路军的故事。这个重要指示，成为出版此书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此书终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终于完成了我讲好红西路军故事的夙愿。

    七

    回想起我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滚爬摸打的经历，感慨多多。我认为要当一个好作家，首先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埋头苦干，不计春夏秋冬，不畏严寒酷暑，不去瞎凑热闹，不受各种名利的诱惑，笔耕不辍，在属于自己文学创作的田地里，挥汗如雨，拼命劳作，才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才有可能被读者认可。其次是对于作家这个虚名头，要正确对待，千万不能让这个虚名头把自己搞得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谁。现实生活中，作家本来就是玩文字游戏的文化工作者，在某些权贵眼里，根本就不是个啥玩意。何必要用这个文学家、那个艺术家所谓的称号给自己脸上贴金？

    但是，作家对于名声，无动于衷是不现实的，他既然写作，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读者接受。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为了虚名而成为新闻人物却是一种灾难。文学需要安静，新闻则追求热闹，两者在本性上是互相敌对的。福克纳称文学创作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职业”，写作如同一个遇难者在大海上挣扎，永远都是孤军奋战，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要写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有自己的东西要写的人的心境，这时候他渴望避开一切人，全神贯注于他的写作。他遇难的海域仅仅属于他自己，他必须自己救自己，任何外界的喧哗只会导致他的沉没。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作家江郎才尽，如果没有自己真正要写的东西时，他就会喜欢成为一个新闻人物。滥用作家的头衔哗众取宠招摇过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不是生命的事业，而只是一种表演和姿态。久而久之，他的灾难就会到来，最终会被读者抛弃。

    八

    许多读者问我，我的三部作品为什么能够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21年7月中旬，华文国际出版社出版《红色永昌》长篇小说后，以出版社名义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报送该书备案，因涉及到入藏证归属问题，出版社同我商量如何办理入藏证。因我无办理作品入藏证的经验，更不知道办理入藏证的具体流程。我经过反复思考，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未同意出版社的报送意向。出版社之所以要报送该书，其主要目的是想得到该书的入藏证，以提升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扩大其业务，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我本人则希望得到该入藏证，确保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影响。双方协商最终达成协议，由出版社按照作品报送流程办理入藏手续，但入藏证归作者本人所有，出版社仅保留入藏证的复印件。

    在这部长篇小说《红色永昌》出版前，我先后出版了《天下骊靬》《西路军鏖战永昌》两部作品。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到出版社作品报送申请后，直接给我来电咨询，征询《天下骊靬》《西路军鏖战永昌》两部作品有无报送意向，如果愿意报送，可将这两部作品直接寄给现代文学馆，和之前出版社已报送的《红色永昌》一起打包审核。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像阴霾天气突然见到太阳一样激动了。但是，我激动过后，随之而来却是诚惶诚恐。因为我本人心里面没有底气，我自己都不看好自己的作品，现在却要打肿脸充胖子交给专家们去审核，这难道不是一个荒唐梦。

    我对自己的作品分量到底有几斤重是明白的，虽然说我数十年在做文学梦，可是这条路走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可我就是痴心不改，不撞南墙不回头，似乎我这一生除了走文学创作这条路，无别的路可走。在人们的印象中，我就是一个在单位里混工资过日子的人，根本无人看好我在文学道路上有所作为，甚至连我的家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我数十年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滚爬摸打，从毛头小伙子熬成白发苍苍老头，也没有搞出什么明堂。在好朋友眼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红色故事讲解员，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陪同省市县领导去纪念馆展厅、战斗遗址参观学习，给领导当讲解员被摄入镜头，因沾了领导的光，经常在电视上露一下脸，就让人诟病。有时候，我在报刊上发一点短篇小说，让同行们知道我还在创作。我的第一部作品《天下骊靬》出版后，朋友们开玩笑说，我那是懵人的作品，是瞎麻雀碰到一枝好谷穗，是沾了骊靬文化的光。第二部作品《西路军鏖战永昌》出版后，朋友开玩笑说，这人有两把刷子。第三部作品《红色永昌》出版后，朋友对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不再对我的文化人的身份有所怀疑。殊不知，我在这个漫长艰辛的艺术道路上跋涉，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

    平心而论，我的三部作品均取材于永昌稀缺的骊靬文化资源和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从文学艺术之角度讲述那些发生在永昌大地上的故事，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写作技巧，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词句，只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简单直白娓娓道来叙述，是原汁原味的永昌本土文化。我相信只要读者愿意品尝永昌这道文化大餐，这些作品基本上可以满足读者的胃口。

    我的三部作品能够进入中国文学大家们的法眼，顺利通过审核被收藏，大概原因有四：一是三部作品皆取材本土文化；二是三部作品均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三是三部作品中没有“大尺度”性描述，无杀盗淫妄情节；四是三部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关注了人民、而且有所创新，因此说这三部作品被收藏，其中的奥妙，深层次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我彻底掌握了文学创作的密码，文学创作无须故能玄虚，哗众取宠，只有深深扎根我们生活的土地，关注土地上苍生的命运，用心、用情、用力去讴歌他们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伟大作用，书写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把原汁原味的故事讲好，作品最终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九

    新时代新征程，我认为作家艺术家只有在创作道路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境界，为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站在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作品为立身之本，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2021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满怀信赖、满怀期待地激励我们：“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

    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是向着天空的梦想者，为了梦想在漫长艰辛的艺术道路上跋涉。在这条道路上，那些根本的信念像星辰一样指引着我们，有三个至关重要的词时刻要牢记，那就是时代、人民和创新。

    第一个词是时代。体现着时代高度、描绘着时代气象的文艺作品，必定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地图。而要绘就这样的地图，作家艺术家们必须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当代文艺的历史方位就是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和梦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