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福建博物院编的福建博物院典藏系列《红色遗珍》（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9月版第160页）时，看到一张非常罕见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让我为之震惊。

图1   红三军团供给部使用的红军临时借谷证毛泽东版壹千斤券

    原因之一是，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所借数量特别大，是壹千斤券。红军临时借谷证的面额只有伍拾斤、壹百斤、伍百斤、壹千斤4种。壹千斤券非常之少。由于借谷数量巨大，使用起来缺乏灵活性，只有大部队在行动中使用，小部队吃不了那么多。而当时红军大部分运用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人员相对比较少。根据这些实际情况，苏维埃政府当时印制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原因之二是，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的落款，与现在收藏市场上出现的大多数红军临时借谷证不同，是“主席  毛泽东、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林伯渠”，收藏界称之为“毛泽东版”。据考证，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是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印制的，具体的使用时间段是1933年9月底至1934年1月底的4个月时间。当然，实际上这种借谷证在1934年2月之后也还在用。但“二苏大”成立了国家粮食部，此后使用这种以前印制的借谷证，都会在上方用手工加盖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印章。这种毛泽东版壹千斤券，目前全国仅发现两张。所以，在收藏市场称之为粮票的“票王”。

    原因之三是，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盖了一个使用单位的印章，虽然在书上看不太清楚印文，但据书的介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供给部”。军团级的印章级别够高的了，中央红军当时总共只有一、三、五、七、八、九6个军团。纵观已经发现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使用单位印章，绝大多数都是师级及其以下的单位，加盖军团级使用单位印章的非常稀少。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成立于1930年6月，军团长彭德怀，政委腾代远，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6个纵队和一个随营学校。不久，纵队改为师，第五军下辖第一、第八师，第八军下辖第四、第六师，增加了一个第十六军（下辖第七、第九师）。

    长征初期，红三军团的编制是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9个团，是仅次于红一军团的主力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曹德清，政委徐策。其中最年轻的是第四师师长洪超。

图2   洪超

    洪超，190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一个农民家庭。17岁参加革命，1927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朱德的警卫员，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转入红五军工作，任红五军第一纵队中队长、大队长，红八军军部参谋，红五军第一师师长，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四师师长。1933年3月在草台岗战斗中，洪超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臂。1934年1月在攻占沙县县城战斗中，他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歼敌3000多人，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2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示，时任红四师师长的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洪超率领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走在最前面。一路上，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的前进开辟道路。

图3     洪超在指挥战斗

    有史料记载，此役也称之为“中央红军长征后取得的第一个胜仗”。不过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给红军也造成不少损失，牺牲3700余人，付出的代价也不算轻。

    21日上午10时，红四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百石守敌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在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祠堂里，被红军包围。红军开始劝其投降，里面的敌军却不停地向外打枪，把喊话的红军战士打死。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十一团与黄克诚政委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马上到前沿观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人。话音刚落，不幸被围墙内的敌人射中头部，当场牺牲，年仅25岁。

    彭德怀的部下、山西省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张平凯在《忆彭大将军》一书中这样写道：“洪超作战英勇，是三军团有名的猛将、年轻的指挥官，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为红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立下了首功。彭军团长失去了一名爱将，非常沉痛，他亲自赶赴现场凭吊，然后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仇恨，踏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率部西进。”

图4    毛主席非常痛心地说“他才二十五岁”

    洪超的牺牲，毛主席也十分痛心，惋惜地说“他才二十五岁！”

    1974年11月，彭德怀临终还嘱咐说：“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

    战斗结束后，一名红军战士遇见当地村民陈观音，请求对方帮助埋葬他们的首长。百石村受尽了国民党军的欺凌，陈观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最终，红军战士、陈观音和村民一起，将洪超的尸骨埋葬在离战场不远的围栋山山腰上。但这位战士并没有明确告诉参加安葬的村民，这位首长叫什么名字。安葬完后，因为没有报酬，战士送了一件军棉衣给陈观音，这件军棉衣实际上是洪超唯一的遗物。尽管当时陈观音并不知道这位红军首长姓甚名谁，打那之后，每年清明都会到墓前烧香扫墓。解放后，陈观音当老师的儿子，每至清明时节，也都带着学生给这位无名烈士扫墓，祭奠英灵。         

    战争年代通讯不发达，加上红军经常转移战场，洪超的家人自他参加革命之后，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在做什么。

    直到1954年的春天，洪超的一位同乡和战友回乡带回噩耗，但这位老乡却不知道他牺牲的确切地点，更不知洪超骨埋何处。家人多方寻找，都毫无结果。

    2005年，当年洪超部下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上将的女儿张小艾，根据父亲生前嘱托，来到信丰县要求为洪超修建烈士墓，得到当地政府的响应。当地政府经过多方寻找落实，才确定洪超牺牲的地点和安葬的位置，并建立起了纪念碑。2006年清明节纪念碑完工，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也是洪超部下，时任红四师第十团三营营长）题写了碑名——“洪超烈士之墓”。

图5    洪超烈士之墓

    2006年6月初，洪超牺牲近72年之后，洪超的儿子在看焦点访谈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画面中有个洪超烈士之墓，而且电视中还说出了烈士墓的地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牺牲和安葬的地点是江西省信丰县。在信丰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洪超家人祖孙三代一起到百石村祭拜洪超烈士。在百石村围栋山腰洪超烈士墓前，洪家人长跪不起，嚎啕大哭，悔恨来晚，令围观者泪流满面。

    洪超烈士之孙洪球柱先生感慨万千，他说：“我们来到百石村，看到爷爷纪念碑时，第一是感动，第二是感激。我们特别感激新田镇百石村的村民们，出于对洪超烈士的敬意，把洪超烈士埋葬在百石。感谢信丰县委、县政府，一直那么重视洪超烈士，为洪超烈士修建纪念碑，而且在每年的清明都组织群众来祭拜洪超烈士。”

    在长征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牺牲的人员中，红军师以上高级指挥员就达80多人。如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余永寿等等。

    洪超烈士的一生很短暂，但是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在战争中，他虽然在草台岗战斗中负重伤，失去左臂，但身残志坚，依旧冲锋在前线。在百石战役中，他中弹后仍不忘叮嘱身边人要坚决消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