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开篇有言：“人之初，性本善”，自从娘肚子出来，做父母或长辈的就先于学校而教之为人向善从善、远恶弃恶，“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耻”首先指羞愧之心《书·说命下》：“其心愧耻，若挞于市”；“耻”还指受辱之事：《吕氏春秋·顺民》“越王苦会稽之耻”；“耻”又指侮辱：《左传·昭公五年》“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耻”更指以某事为耻辱：《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这里，耻感是一条事关善恶美丑和大是大非、事关声誉、正邪两立的界线，在“法”之外给出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这条界线是不能随便逾越的，触碰了它，便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因此，耻成了社会行为的约束力量。清末康有为就曾引用《孟子微》卷六：“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足见耻之重要。《战国策》上讲：“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唐代魏征说：“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上述观点都强调要把知荣辱当作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内化为信念人格，增进自身美德，外化为高尚行为，从自身、从小事做起，身体力行地践行之。

    欧阳修《新五代史·杂传》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如果说以修齐治达到天下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的话，那么耻感文化则是维系儒家基本文化价值的道德底线。知荣耻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标志之一。《孟子·公孙丑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恰如宋代大儒朱熹《孟子·尽心上》所说：“耻，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靠本能而行动，弱肉强食。人世间总有极少数丧尽天良的异类，贬荣崇耻，荣耻颠倒，无异于把自己打入“非人”的禽兽之行。管仲把作为个人操守的耻与国家社稷的兴衰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人们若识羞知耻、有耻便不会顺从邪妄，《管子·牧民》“邪事不生”足以守国治民。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耻”提到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耻感从来都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与本社会集团的荣辱观相统一。受人赞许即为荣，为人诟病则为耻。时代不同，阶级、社会地位不同，耻的含义也各不尽相同。但是，在古老的礼仪之邦中国，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悠久文化中，耻的很多含义是恒久未变的。例如，骄奢淫逸、好逸恶劳、损人利己、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等从来都被视为“耻”，为人所不齿。正因有这样一条道德底线的维系，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绵久不绝。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每个人总难免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还强词夺理，不知廉耻，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所以古人还说：“为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知耻是人类超越动物，升华自我的重要界标。 然而，10年浩劫使文化传统遭到了极大破坏，本来界限清晰的“耻”变得模糊起来。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观念的巨大变化，一些旧有的荣辱观被废弃，新的观念却迟迟未见健全，耻文化处于被“解构”状态。一时间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至上等本应以为耻的东西在某些人眼里变成了“荣”，相反公而忘私、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先人后己、乐于奉献等传统美德却被视为“无能”、“迂腐”、“傻瓜”，简直就是耻辱。如此荣辱错位的价值倒置，对社会的破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知耻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古代圣贤的“每日三省吾身”就是一种每天对自我的反思，就是一种知耻的行为。值得众所关注的是，某些作为“国家机器”代表的个别干部，耻感不清，荣辱不明，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某些人不知耻，是非、正邪、善恶、好丑都没有了界限，对各种无耻现象麻木不仁；某些人明知是耻却偏为之，国法、党纪、人民的厚望，都视若无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一纸空文，以权谋私全然没有了约束和顾忌；更有甚者，某些人的心灵和行为简直就是无耻至极，追逐腐朽丑恶的生活方式，公然违法乱纪，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死活。这些不以耻为耻，反以耻为荣的丑恶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党、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真可谓“脸皮比城墙厚，子弹打不透”。用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叫做：“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几十年来，我们不断宣传英雄模范、树立供人学习的道德楷模。同时也不断加强法制，力图以刑法制止道德的滑坡。然而这些努力却不断遭到不知耻和无耻行为的破坏。这验证了明代吕坤《呻吟语·治道》的名言：“五刑不如一耻”。说明教育人民和各级干部懂得知廉耻，防止因道德底线崩溃带来的危机是多么重要。要明耻、知耻，重树与禽兽本质区别的羞耻之心，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的起点和基石。树立新时期道德规范的典型与楷模，以学习和实践这些楷模的行为为荣。荣辱相映，美丑自清，善恶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