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隶属于同翅目蝉科,其卵多产于树木嫩枝皮下组织内,幼虫生活在土中长达数年之久,吸食植物的根,成虫则刺吸植物的汁,也叫知了。然而在古代,人们并不懂得这些,他们以为蝉只饮露而不食,把它当作清高的象征。蝉常被诗人们作为秋景的点缀之物。据《职林》上说:“汉侍中冠加金珰,附蝉,取其居高食洁”。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濯淖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借此充分赞扬了屈原的高风亮节,不随波逐流。《唐诗三百首》中有关蝉的诗句最多,摘录三首赏读。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初唐名臣虞世南一首咏蝉诗,借咏物寓抒情,满腔忠愤,溢于言表。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关键要把握住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出艺术上的契合点。“緌”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也指蝉的下巴上与帽带相似的细嘴。蝉用细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打滚的虫类自然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诗最后评点道,这完全是由于蝉能够“居高声自远”,而不是由于凭借秋风一类外力所致。诗句的弦外之音,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无非是说,做官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这种居高致远完全来自人格美的力量,绝非依凭见风使舵,或者什么权势、关节和捧场所能得到的。虞世南是唐太宗的宠臣,唐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他自视极高,把蝉歌颂得如此完美,其实是歌颂自己。首句说自己清廉,其二句说自己有才华,第三、四句更加自负,认为自己权高势大不是靠别人,而是凭自己的本领,颇有得势不让人之感。此风并不可敬,太骄傲了,但诗却写得甚好,对蝉的孤高耿直,形象很完整。诗人作为自勉,也是可以理解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狱中写道:“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由蝉起兴,借蝉自喻,希望别人相信他清白无辜。骆宾王是武则天当朝的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被下狱。在他的《诗题序》中借蝉来托喻,说蝉“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在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这是借蝉的品德来希望有像蝉那样的人来为他主持公道。这首诗的前四句用了一些典故,较难理解,这里略去不提。后四句就好理解了,他把露说得很重,露多霜重,湿了翅膀,有翼难飞。风多有如路途艰辛,把蝉声也压沉了。还叹息他的心绪无人能理解,正如无人理解蝉的高洁一样。这首诗是有志难伸,有冤难诉的悲叹。骆宾王命途多舛,终于与武后为敌,兵败被杀,也有一说是不知所终。但他的文采极高,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为“初唐四杰”。是诗坛的革新者,力图改变隋六朝时华艳柔媚的诗风,但有时也难免带有一点六朝的余绪,也遭人非议,认为是轻薄为文,难登大雅之堂。杜甫对这些挑剔极不以为然,写诗反驳:“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深有眼力,对“四杰”的革新精神是看的很清楚的。
第三首是晚唐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诗风上接盛唐杜甫,别开生路,自成一家,李商隐是晚唐大诗人,留给后人许多难忘的烩炙人口诗句。诗人满腹牢骚,全诗以蝉自喻,颇似受到骆诗的影响。借蝉自艾之作,诗中之蝉就是诗人的影子。诗人的境遇很不好,而且没有退路。他把蝉的境遇写得和他的身世同样可悲,完全是难兄难弟的遭遇,这是全诗最大的特点。蝉露宿在树梢高处本来就吃不饱,老是嘶鸣也是白搭,叫到天亮也没有别人同情你。故乡的田园早已长满杂草,我做一个小吏像草芥一样仍在到处漂泊。谢你来劝我保持高洁,我全家早已安于清贫。除了写景更把自己的心境对象化于蝉,来抒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这真是诗人动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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