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p.120)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p.121)

    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p.122)

    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p.122-124)

    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p.124)

    “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p.125)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p.125)

    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p.127)

    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升到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p.127)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p.128)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因为法文的“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秘密活动”）一词相当于俄文的“密谋”，而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p.129)

    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p.130)

    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P.130)

    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不仅如此，这句空话还证明人们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p.131)

    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只有在国外，由于没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实际工作来做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这种“民主制的儿戏”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广泛流行。(p.132-133)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p.134)

    我们的恐怖派和“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p.146)

    第一步工作应当是邀请所有的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通过实际的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真正连在一起，并真正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p.151-152)

    除了利用全俄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强有力的政治组织。(p.153)

    只要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一切尝试才能做得到。(p.154)

    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p.156)

    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p.157)

    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p.162)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 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的。”①
    ① 引自德•伊•皮萨列夫的《幼稚想法的失策》一文。(p.163-164)

    我们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p.164)

    正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正因为群众可能扰乱和排挤常备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p.165-166)

    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因为这种交替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得异常迅速，有时竟会由于沙皇的扬尼恰尔一个晚上的袭击而发生。并且也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显然，纳杰日丁之流就是这样想象的），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这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p.168)

    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p.169-170)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p.194)

    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批评
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无论从逻辑上或者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于资本主义的。(p.209)

    当然，小生产者的斗争也在日益加剧。但是他们的“斗争”常常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因为小生产者本身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使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截然对立。一般说来，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决不是无产阶级。如果是，那么也只是在小生产者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在他们“ 离开自己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的时候。还没有离开“自己的立场”的现代小生产者，他们的先进代表常常是反犹太主义者和大地主，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p.214)

    如果其他分子加入这个阶级，那么他们只是分子，而不是阶级。而且只有在他们“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全加入这个阶级。(P.214)

    我们能够（并且必须）肯定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我们只应当有条件地指出它的革命性。只有这样的表述，才能准确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p.215)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p.215-216)

    无产阶级是全体劳动居民的代表，我们正是作为这种代表请求（和迫使）一切人离开他们的立场，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而不是相反，不是我们离开自己的立场，不是我们把自己的阶级斗争同各种骑墙派混在一起。(p.217)

    “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指导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p.218)

    社会民主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p.221)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意见
    并不是一切劳动者都处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劳动农民那里，同大地主有某种，有一些，有ａ/ｎ的共同性。(p.233)

    在说明必然性的思想时，不要引起把这种必然性归在“自然”之内的误解。(p.235)

    对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补充意见
    把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的和最一般的特征同以资本主义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形态变化（这时商品已经不单单是按价值进行交换）等同起来的做法，清楚地表明格•瓦•的表述不恰当（而委员会采用了这种表述，只是换了换形式）。(p.237)

    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p.238)

    我们明天必然面临的....斗争，一定要求我们恰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斗争”（是斗争吗？）之间划清界限。(p.239)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苦”并且承担着“艰巨的义务”，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p.247)

    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偏见愈被社会主义意识所排挤，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就愈近，这个胜利将把一切被压迫阶级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下拯救出来。(p.247)

    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p.248-249)

    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结果怎样，资产阶级保守情绪或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情绪或自由派这时的关系怎样，是不能从几个一般原则得出结论的；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一切特点。(p.249)

    不应该忘记，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在进步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同政府发生的一切冲突，不论它本身多么小，在一定条件（我们的支持就是这些条件之一）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p.250)

    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一
致起来了。(p.250)

    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不应当反映在把我们的任务局限于“纯粹工人”运动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应当反映在对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领导上。(p.251)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盟者在为自由主义的改革而进行斗争时，总是向后看，竭力把事情安排得使他们能够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而无产阶级却向着终点勇往直前，决不反顾。(p.252)

    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p.252)

    破产的征兆
    如果你的对手被第一次严重的进攻打懵了，那就要不停地再打，而且要重打快打……(p.256)

    残酷镇压和犹大之吻交替使用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使大学生群众革命化了。(p.257)

    专制制度的掠夺性经济，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骇人听闻的剥削上。这种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农民经常不断地闹饥荒。每当这种时候，国家这个掠夺者总想在居民面前卖好，把自己打扮成被它洗劫一空的人民的衣食父母这个光彩角色。(p.259)

    １８９２年，托尔斯泰尖刻地嘲笑说：“靠植物汁液为生的寄生虫，打算喂养这种植物。”这的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现在，时代变了，饥荒成为农村的常态，我们的寄生虫已不是一味空想喂养被它掠夺的农民，而是把这种想法本身宣布为危害国家的罪行。(p.259-260)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政治生活中，战争时期几个月抵得上平时几年。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战争时期。(p.260)

    俄国经济生活
    我们完全可以说清楚为什么在饥饿增长的情况下存款反而增长了。这种增长不是标志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是标志着旧的独立农民遭到新的农业资产阶级的排挤，即遭到那些不雇用长工或日工就不能经营的富裕农民的排挤。(p.263)

    在储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俄国人民中为数极少的“幸运儿”，他们不是拥有祖产，就是自己置有家产。(p.263-264)

    小生产的衰落恰恰表现在：从小生产者中产生了一小撮靠多数人破产而发财的人。(p.265)

    大家知道，降低利息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它最清楚最突出地表明大资本和大生产靠剥削小生产而增长，因为利息的多少最终决定于利润总额和投入生产的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p.268)

    通过储金局，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小生产者正在成为大企业的股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并不是私有者人数增加，而是证明（１）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社会化增长和（２）小生产日益从属于大生产。(p.269)

    他是否会因此成为“有产者”或“私有者”呢？不会的，他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去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役。他在“铁路和银行”事业中“入股”，只证明资本主义使单个社会成员和单个阶级相互之间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宗法式经济下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却愈来愈多了。劳动日益社会化，企业日渐减少“私有性”，然而企业却仍然几乎全部掌握在私人手中。(p.270)

    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无疑同这个大企业交织在一起了。这样交织，谁得到好处呢？大资本。大资本扩大自己的业务，而付给小储户的利息并不多于（常常少于）付给任何债主的利息，而且这些储户愈小，愈分散，大资本就愈不依赖于他们。....小储户把自己的一星半点存款交给这些大王，他就又陷入对大资本的新的依赖。....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不仅没有成为更加独立的业主，反而成了更加依赖大业主的人。(p.270)

    只能得出革命的结论，即小储户对大储户的依赖加强了，企业愈来愈社会化的性质同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储金局愈发展，小储户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胜利就愈关心，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使他们成为真的而不是假的社会财富的“股东”和支配者。(p.271)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对于农民，我们决没有责任维护他们作为现代社会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阶级的利益。(p.286)

    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才有责任维护这些阶级的利益。(p.286)

    在农民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应该支持农民，而且应该推动农民前进，而为了推动农民前进，仅仅有一般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给以明确的革命的指示，必须善于帮助农民把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弄清楚。(p.288)

    在斗争还没有终结、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企图预先断定我们恐怕达不到全部的最高要求，——那就是十足的庸人习气。这种想法总是要导致机会主义的，纵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希望这样。(p.291)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一个阶级的农民（小农），与其说是革命分子，不如说是保守分子（特别是因为农业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演进在我国还刚刚开始）。所以，在政治改革时期，政府分裂农民（例如，比分裂工人）要容易得多，它通过对为数不多的小私有者作小小的无足轻重的让步来削弱（最坏的情况甚至是麻痹）农民的革命性要容易得多。(p.293)

    企图预先“规定”我们的推动会有几分成就，这难道不是庸人习气吗？结果如何，以后生活会决定这一点，历史会记录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一直斗争到底。(p.293)

    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在弄清情况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p.302)

    一般说来，发展、支持、巩固，尤其是增加小经济和小私有制，根本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般说来，支持小私有制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支持是反对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因而阻碍社会发展，模糊和缓和阶级斗争。(p.304-305)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p.305) 

    我们公开谴责不开展的无产者的偏见：仿佛我们只应该为那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斗争。(p.309)

    至于扩大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权利问题，只有在这种扩大符合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利益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者才维护这种做法。(p.317)

    农奴制剥削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企图阻止或“回避”这种转变，是一种有害的、反动的幻想。但是，这种转变也可以采取以暴力打倒农奴主余孽的办法来实现，现在，这些农奴主余孽不是依靠“货币权力”，而是依靠从前奴隶占有制的权力的传统，榨取宗法式农民最后的脂膏。在自然经济制度下靠双手劳动谋生的宗法式农民，是注定要消亡的，但是，“赋税压榨”和鞭挞的折磨，时间长得可怕的、慢慢饿死的痛苦，并不是“必然的”，并不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内在”规律所注定的。(p.319)

    我们只是在它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的时候，只是在下述条件下才维护小私有制.(p.319)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的工作等等，等等。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P.351-352)

    专制制度满足各统治阶级一定的利益，部分是依靠农民群众和全体小生产者的因循守旧而存在，部分是依靠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专制制度也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P.352)

    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愈来愈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赎免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各种各样的“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各种方式”，而是只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P.35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
    《告俄国公民书》的引言
    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和农民）运动提到了首位。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向政府提出要求，而不以继续进行谋刺和暗杀相威胁。在他们看来，恐怖手段仅仅是可能采用的辅助手段之一，而不是为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辩护的特殊策略方法。(P.360)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
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只能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p;.362)

    那些动摇不定的、把自己的暧昧态度和无原则性称为“兼收并蓄”的知识分子集团是不能叫作阶级的。(p.362)

    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并且鼓吹恐怖手段是政治斗争手段的现代形式；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作同革命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给运动带来了极严重的危害。(p.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