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p.82）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p.82-83）

    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p.85)

    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p.87）

    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音，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p.88)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p.91）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p.94)

    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p.99-100)

    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p.101）

    致印度革命协会
    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p.111)

    给英国工人的信
    如果谁仍然充当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奴才，仍然抱着“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平主义之类的市侩偏见不放，而这种人忽然要自称为共产党人，要参加第三国际，那么他们当然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害处。(p.119)

    我国的红色恐怖则是保卫工人阶级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是镇压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一小撮孟什维克工人所支持的剥削者的反抗。（p.120）

    恐怖究竟是针对哪一个阶级的？是针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呢，还是针对压迫者和剥削者？问题是资本家掠夺、欺骗和愚弄劳动者的“自由”呢，还是劳动者摆脱资本家、投机商、私有者桎梏的“自由”？(p.120）

    同日本记者、《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代表布施胜治的谈话
    真正的共产主义目前只可能在西方获得成功，然而，西方是依靠东方生存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但同时他们却武装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教会了他们如何打仗，这样，西方也就在东方为自己掘好了墓穴。(p.125）

    《共产主义》
    他（按：指库拉.贝恩）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p.128)

    大批愚昧无知的和半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是认真地参加选举的，因为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还是这些偏见的俘虏。而我们不去帮助这些愚昧无知的（虽然有时也还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市民通过自身的经验抛掉他们的偏见，反而要回避参加议会，并以臆想出一种没有日常的资产阶级恶习的策略来作消遣！！(p.129)

    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国外散布的谣言非常多。这是由于那里存在着所谓的出版自由，而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所有主要的出版机构都被资本家收买了，报刊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都充斥着卖身投靠的文人的文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出版自由，因此不论什么谎言都可以得到传播。（p.130）

    布尔什维克已经以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在我们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托尔斯泰主义 。（p.131）

    在战争中，....最危险的是对敌人估计不足和满足于我们比对手强大。这是最危险的，它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也是俄国人性格中最坏的一点，它的表现就是脆弱和松垮。重要的不只是开始，而是需要坚持和顶住，而我们俄罗斯人恰好做不到这一点。(p.135)

    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p.140）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p.160)

    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p.160-161）

    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p.161)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p.162-163）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p.164)

    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p.164-165）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p.165-166)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p.167）

    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面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人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的社会党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p.167-168)

    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p.168)

    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受到投机倒把和私有者习惯的侵蚀。但是只要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这一阶层的动摇不会很大，并且也不会改变这个阶层整个说来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这一事实。（p.169）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个阶层必不可免地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是占优势的；投机倒把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对他们眼前有好处；他们与雇佣工人是直接对抗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债务，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应该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并且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种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
    把这些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而不能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p.171——172)

    大农（“Ｇｒｏβｂａｕｅｒｎ”）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雇有几个雇佣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归入“农民”之类，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集中主要注意力去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把多数农村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
    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或暗中破坏，或公开采取反革命性质的武装行动。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在推翻工业资本家的同时，只要这个阶层的反抗一露头，就给予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需要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优势。
    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实现这类农场的社会化。在个别的、显然是例外的情况下，将没收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同时还要保证小农根据一定的条件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留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p.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