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于专业化的官僚制的检验

    美国政治学者尼斯坎南认为官员们的主要追求是本部门预算拨款的最大化，预算拨款增加与官员的职业利益有因果关系。就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经验看，官员们和主管机构似乎明确持有一种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要求更多的财政拨款或者向服务对象收取高额的费用，同时，各种部门的“制度创新”往往指向那种“单位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价格最大化”方向，而各种有利于普及但不利于部门利益扩张的方案则长期受到忽视。1965 年6月26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说他们垄断全部医疗资源只为城市少数人服务，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不到重视。“文革”期间农村能够普及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也许并非偶然。“文革”期间教育部和卫生部的管理体系被打乱，主管官员丧失权力，新成立的革委会主要是军官主导的，军官们对于教育和医疗应该没有“先入之见”，所以支持并推广了一些有效的做法。1968 年，覃祥官( 湖北长阳县合作医疗事业的创始人) 在湖北长阳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被《人民日报》报道之后，受到各地革委会的响应；而山东两个小学教师提出“小学民办”的建议之后，也一样得到广泛支持。代表教育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代表卫生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均为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对于“文革”中间广受好评的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则持有明确的冷淡乃至于反对态度。

木刻《赤脚医生》，作者杨永青

    毛泽东时代可以依托基层组织，实现教育和医疗事业的“非商业化”，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经营，同时采取“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方式最小化人工成本，实现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之下进行普及。覃祥官在合作医疗被抛弃之后，总结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和毛泽东思想，合作医疗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新农合”类似于西方的福利国家方案，因为人均拨款水平很低而管理成本又很高，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成效有待于观察。如果没有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医疗事业难以建立起来，即便是建立起来也很难生存和运作下去。低收入的农民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改善生存条件引入新技术服务的路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对于比较穷的人来说，看来是必须的。医疗事业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医疗和医生实现“非商业化”，以今天的财政支持水平可以支撑一个比毛泽东时代高得多的合作医疗事业，而且覆盖全民。正规化与高成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官员的预算最大化愿望相一致，这和向低收入人口普及的方向相反。也许，普及医疗服务的努力要能够超越“预算最大化”的官员愿望之后才能够得到重视并实现。

    （作者田力为，笔名老田，独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