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巨人。

　　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

　　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掌握时机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善于掌握时机方面，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39年9月我作为重庆《新民报》记者与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在延安访问毛泽东的事。

　　我们三记者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去的。在国统区难得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特别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谈话。我们到达延安后，9月15日刘尊棋同我商量访问毛泽东的事。我们拟了一个访问提纲，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和一直陪同我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提出访问毛泽东的请求，并递交了问题表。出乎我们意料，第二天我们三记者刚吃过早点，金城就迎面走来，向我们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金城告诉我们，会见的时间就在当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我们的住地新市区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窑洞。

　　16日下午，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当我们返回交际处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抬头，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毛泽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会见我们了。毛泽东一边同我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毛泽东同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交际处五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我们三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肖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参加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金城在1986年撰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三记者找到我，提出要求见毛主席。我知道，他们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摸摸我们的底，我让他们拟一个提问题的提纲。他们推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来了。问题分三部分：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二，关于两党的磨擦；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刘尊棋当时与我党有关系。张西洛是进步分子。这三个问题，正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最迫切要求知道我党的态度和政策。我把提纲很快转送给毛主席，主席在第二天（9月16日）下午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迅速地接受了我们访问他的请求？依我看，就在于他抓住了有利时机。

　　第一，我们三记者代表的，一个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一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这样，党、军、民俱备，他对我们发表谈话，无异于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以及国统区的人民讲话。这种机会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

　　第二，当时正处于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已经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平江惨案”，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也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公开明确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警告，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

　　第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受到种种限制和迫害，不少稿件被新闻检查所“免登”或“删登”，国统区人民很难听到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声音。利用这个机会，让国民党的传播媒介替共产党传播最新主张，也是巧妙的一着棋。

　　第四，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主张尽快召开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提起的；揭露国民党军队制造磨擦，破坏团结，要求取消反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正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中共对待磨擦的态度；斥责了一些反动分子要取消“边区”的胡言乱语。

　　我们进窑洞坐定之后，毛泽东把我们写的那张问题表在桌上摊开，深沉地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不仅两党中间，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切。他按我们提出的问题表，一一作了回答。

　　在谈到第二部分问题，即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他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毛泽东说到这里十分激动，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作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就这个特定的问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震动了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