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工业化要增加工人及城市人口，因此要增加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我国粮、棉产量应当比1952年分别增加30%和34%，比如棉花，就要由过去平均亩产30斤提高到38斤。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完成这个计划有很大难度。而且，即使完成了，农业生产要同工业建设、人民生活相适应，也是很紧张的。如果完不成，势必要拖工业化的后腿。
怎样才能增加农业产量？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当时有三种办法：一是走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路，搞家庭农场；二是学苏联办集体农庄；三是推广中国自己的农业合作化。在这三种办法中，前两种都不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在1953年曾说过：“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增加农业产量也有三种办法：一是开荒，二是修水利，三是合作化。三者比较，在当时最可行、见效最快的还是合作化。陈云在1954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算了一笔帐。他说：如果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大规模开垦荒地或在北方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有足够的拖拉机、柴油，还要兴建铁路、大量投资等等，这些没有10年都难以做到。而如果搞合作化，根据经验，可以平均提高产量15%-30%，按30%算，就有1000亿斤。以后核定为10%-20%，即使按10%算，也有200多亿斤。那几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也证明了这一点。全国刚解放时，粮食产量是2200亿斤，到1952年上升到3000亿斤，然后逐年增加，1957年接近4000亿斤，5年里增产近1000亿斤，平均每年增产近200亿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增产速度。
对于加快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作过透彻的分析。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其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再次，“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关于个体手工业问题，《提纲》指出，由于它的生产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技术，生产和销售都会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也要像对待个体农业那样，经过合作化，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不一定都切合实际，但出发点显然都是为了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而且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在实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强调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运用启发、示范的方法，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因此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并且把一些主张谨慎稳妥的意见当成政治问题，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右倾保守思想等等。
再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三个纲领之一的经济纲领所规定的，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于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因此，当年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既包括利用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也包括限制其消极作用的一面。对于这一点，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说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政策的同时，创造了诸如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实际上已经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为什么后来要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呢?《提纲》也对此作了分析，讲了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讲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家实施工业化计划之间的矛盾。《提纲》指出：私人工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
在毛泽东最初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1949年的48.7%下降为30%，而全民所有制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26.2%上升到41.5，公私合营的比重也上升到4%。因此，党中央当时设想，大约再用3年到5年时间，全国私营工商业可以基本上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再用8年到10年时间，可以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没过多久，公私合营出现了比这个设想还要快的形势，以至到1955年冬季，形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计划提前12年。虽然加快改造步伐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在党内没有不同意见，但速度这么快，则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料。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国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十分落后，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特别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资金、技术、人才、物资等等都严重不足。因此，要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财力物力用于工业化建设，当时在经济体制上只能选择计划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必然会遇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正如陈云所说：“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尤其是在“一五”计划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党中央决定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料，如钢材、生铁、煤炭、木材等也开始实行计划供应。这样一来，私营商业，其中主要是批发商，就没有了货源，私营工业，其中主要是轻纺工业，就没有了原材料。于是，公私合营步伐的加快，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时，没有合营的私人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设备技术都很落后，国家分配任务给它，它无法承担；硬要塞给它，做出的东西也不合乎要求。如果只对较大的私营企业进行个别合营，会使中小企业更加困难。于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也就顺理成章、应运而生了。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同时对行业内部进行了改组，该并的并，该淘汰的淘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行了企业的优化组合。在1955年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陈云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
与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一样，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同样存在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运动以后，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该合并的合并了，不该合营的合营了，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很恰当，一些工商业原有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被割裂，还有一些带有传统特色的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被改变，以至出现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企业管理马虎，群众购物、修理东西不方便等现象。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都注意到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国务院曾及时作出决定，停止企业盲目合并，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一律半年不动，并且提出对一些商品不再由国家统购包销，资方人员一般要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等等。尽管做了这些纠偏工作，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然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无论存在多少问题，都无法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采取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和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等办法，使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
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当时一方面努力促进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另一方面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适当保留剪刀差，以扩大内部积累，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对此，党内党外一度有不少议论。有的人看到城里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比解放前高了，而农业税上交较多，尤其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民不能再把余粮拿到自由市场卖高价了，就说现在“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共产党丢了农民”，“忘掉了农村”，对农民“挖得太苦”，要求对农民“施仁政”，确保农民的“四大自由”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从两方面作了回答，一方面从实际入手，分析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一方面从思想入手，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两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如何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
针对要求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观点，毛泽东指出，那种把取消剪刀差看成“施仁政”的主张，是“小仁政”，“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他说：“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针对要求把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很快拉平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反映小农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思想、反动思想。他说，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靠工业化，而不能靠搞平均主义。他说：“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他还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当年那份《提纲》也指出：要批判那些“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以及那种认为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要求百废俱兴，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个早上把一切好事情都办完的”思想。它所针对的，也是毛泽东批判的那种只顾农民利益和片面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观点。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是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工业化探求做出的伟大贡献。尽管我们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及三大改造中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条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及进行了相应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我国工业化得以迅速发展。
三
1957年至1965年期间，这一时期是我们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也是我们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追求探索，主要围绕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和采用群众运动方法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被称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纠“左”的努力和反复之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概括为“左”倾错误，使一些不大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望文生义，误以为这里说的“左”倾，是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要脱离生产力的基础搞生产关系的升级。其实，之所以说这些错误是“左”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工业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是在实际工作中搞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而不是改变了关于社会主义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那时一度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吃穿住上实行共产主义”、“在‘三五’计划时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提法，但这些提法只是“三面红旗”的表现和结果，并非它的根源。要弄清它们的根源，应当先分析产生“三面红旗”的几个背景。
第一，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进行得比较顺利，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农业生产关系已经变了，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工业化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了。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 “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成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0]
第二，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赞成，但认为它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并由此开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照搬苏联经验，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等等。特别是由于“一五”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更助长了一种情绪，认为我们可以打破常规，破除计划经济所要求的综合平衡，用比苏联更高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
第三，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开展了反冒进的工作，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要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是给群众泼了冷水，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对各级党委促进纲要实现的一种形象比喻)。因此，他提出要反“反冒进”，并多次召开中央会议，批评反冒进，主张用“跃进”代替“冒进”的提法。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还说：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加速经济建设，需要群众的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第四，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五，1957年，右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1956年是“全面冒进”的一年。因此，反右斗争联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
第六，自朝鲜停战后，国际关系上出现总体缓和的形势。毛泽东希望利用这段“休战”时间，加速国内建设，提早完成工业化，为增强国防力量、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提供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以上背景可以看出，产生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都与加快工业化建设的速度有关。
先说总路线。
总路线全称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内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它作为路线确定下来，是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那次会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对这条总路线进行了系统论述，概括了它的几个基本点，其中主要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1]这说明，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加快工业化步伐，核心是高速度。今天回头看，总路线只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本身具有很大片面性。以它为指导思想，在执行中必然会单纯突出多快，一味追求多快。但同时应当看到，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它的目的是要加快工业化而不是要跳过工业化。
再说“大跃进”。
前面提到的反“冒进”，开端于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后，《人民日报》社论用了“跃进”一词。但用“跃进”一词向全党全国人民正式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说明，“大跃进”运动不是要在生产关系上跃进，而是指生产力上的跃进，首先是指农业的跃进。
农业跃进源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1967年农业产量，粮食1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已经是不切实际的指标。因为，1952年产量3200亿斤，1967年如果到6000亿斤，要年均增长4.1%，这个增长率和各国相比已经是最高的了;如果到1万亿斤，要年均增长6%-7%，根本做不到。我国1967年粮食总产量4400亿斤，又过了31年，直到1998年才达到1万亿斤;棉花总产量4000万担，又过了17年，直到1984年才突破1亿担。可见，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1967年实现“纲要”也是不可能的。但“纲要”毕竟还作了一些测算，而“大跃进”一来，各种指标更加离谱了，完全靠拍脑袋，胡说一气。许多省都表示要提前实现“纲要”，《人民日报》通栏标题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秋天农业协作会议在各地虚报的基础上提出，1959年保证产粮1.5万亿斤，力争2万亿斤。有人竟说：粮食再提高，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也够用。就连毛泽东也被这种虚假宣传所迷惑，说要考虑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吃的问题。
由于对1958年粮棉产量作出盲目乐观估计，以为农业问题解决了，于是又把“大跃进”引申到了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上。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打算用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从英共领导人那里了解到，英国当时钢产量为2000万吨，再过15年有可能达到3000万吨。而到那时，我们的钢产量有可能达到4000万吨。于是，他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宣布，中国要用15年，也就是到1972年赶上和超过英国。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工会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目标。从此，“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我国1957年钢的实际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最初计划钢产量为624万吨，在反“反冒进”的形势下改为711万吨，在“大跃进”高潮中进一步改为800万—850万吨。到了6月份，毛泽东根据下面的汇报，认为赶超英国可以提前到10年、7年、2年，于是提出当年的钢产量就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达到1100万吨，对外宣布1070万吨。当时，全年时间已经过半，光靠钢铁厂的高炉、平炉、转炉肯定完不成任务，于是动员全民大炼钢铁。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1108年万吨，但真正能用的只有800万吨。这种采取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做法，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违反了自然科学，投入大而效益低。如果当时冷静一点，按部就班地搞下去，用15年赶上英国的钢产量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即使经过“大跃进”的折腾、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1972年钢产量还是达到了2338万吨。而英国钢产量在1970年达到2800万吨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产量逐年下降，到1972年降为2500万吨。两相比较，已经很接近。1973年，中国钢产量也达到2500万吨，1977年虽降为2300万吨，但那年英国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超过了英国。这一天距离毛泽东提出用15年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不过多用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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