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狱中仍是一片死寂，但监狱上空不断有作战飞机飞来飞去。我们开头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向看守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在上海也同日本侵略军接火了。这时狱外带进信来，暗示我们“大哥二哥多年不睦，近已握手言和”，我们猜想国共两党可能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了。

    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之一，是国民党释放全国政治犯。当时我们党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在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到南京监狱里看望过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当即释放了。其他同志也很快释放了。我们在苏州的，要晚一些。此时关在苏州军人监狱的政治犯约400人，是按刑期长短分批释放的。我的刑期较长，在8月30日第三批释放。
 
    上海—带正炮火纷飞，交通受阻，我和另一位出狱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绕道嘉兴，回到上海。我找到了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同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当时党的组织正在恢复中，省委决定我留在上海，同省委单线联系，负责党内文件和党刊的发行工作。11月初，上海将沦陷，省委为做好准备，决定只留下少部分同志隐蔽起来，把多数同志分散到上海以外去开展工作。
 
    当时我的叔父温崇信在昆山，后又到太仓当县长，因支援八一三抗战有功，被调往安微六安，任安徽省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宗仁先生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省政府迁到六安。党便利用这个关系，派我到叔父那里参加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其后，我在六安参加创办了抗战训练班，招收当地男女中学生一百多人，接受抗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当时，当地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我就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联系，训练班用的政治形势、游击战争、战地服务、战时救护等教材，也都是董必武同志寄给我的。当时年轻学员的那股抗战热情，两党合作和全民团结抗战的火热局面，今天想起来仍令人兴奋。

    1938年2月，李宗仁先生去职，我的叔父也去职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他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我则径奔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热的敌后抗战中去。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