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她动员大约20%的工会会员(包括一部分女会员)组成赤卫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般18岁以上的妇女参加赤卫队,18岁以下的参加少年义勇团。她们在后方担任补养供给,有时还帮助红军战士挖战壕、筑工事,等等。苏区纱厂女工还开展了供给红军战士足够衣服的竞赛。母亲工作十分繁忙,忙得饭都顾不上吃。 母亲在女工中威望很高,深得女工的爱戴。1933年12月6日,江西全总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开幕,全省21个县有20个县派代表参加,同时参加的还有兵工厂、被服厂的女工代表。大会推选出博古、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9人为名誉主席,母亲名列其中。这次大会还提出了扩充3.5万名红军、完成制作30万双草鞋的任务。1934年1月24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其中女性11人,母亲刘群先是其中之一。
母亲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 长征开始后,女红军曾单独组队,母亲为妇女队队长,和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共同负责。李伯钊站在前头安排食物,母亲负责宣传鼓动与检查纪律,有时她们俩一道去寻找、没收地主财产,解决各种问题。她们两人的出色领导,使整个女战士队伍士气饱满,没有一个掉队的。两个月后到达遵义,妇女队根据需要被解散,女干部分别回到各部队中担任政治宣传和看护伤员工作。母亲被分配到政治部,由于她对工人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沿途做工人、农民的群众工作。 1935年1月9日进入遵义城后,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会后各界代表纷纷酝酿成立革命组织。在刘群先等领导下,遵义城的木工、泥工、石工、漆工,缫丝厂、木材厂的工人及各商店店员很快组织起来,选出代表,成立了赤色工会革命组织。赤色工会成员没收地主、土豪财产分发给群众,协助红军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破坏分子,并组织支援红军活动:印刷厂在短短两天中,印刷革命文件和印刷品就多达万余份;缝纫工人为红军赶制了军服万余件;碾米工人帮助碾米10万余斤并送到红军各驻地。遵义赤色工会了组织七八百人参加保卫游击队,母亲还组织保卫队在学校学习一周。当红军离开遵义时,政治保卫游击队成员大多参加了红军。在遵义停留的12天,母亲做这么多工作,是多么繁忙啊。刘英回忆长征时说,刘群先是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很能吃苦,是很能干的同志。 长征路上十分艰苦,也充满风险。在一次行军中,母亲的马从高山跌入深谷,活活摔死。但她很乐观,跟大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用双脚走了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
母亲在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到陕北后,党组织仍任命母亲为边区女工部部长,并组织合作社。 1936年1月,在边区总工会工人代表大会上,母亲被推选为国营矿坑及工厂的指导员,工作更忙了。虽然职务未变,但工作内容变了。在苏区虽是共产党的天下,但那时工会工作一切为前线,为反国民党军五次“围剿”服务。现在进入陕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对工会来说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切从头开始。母亲首先了解陕北有多少工厂,着手按县区建立各级工会组织,积极组织工人恢复发展生产,对失业和困难工人进行救济,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同时举办夜校教育工人,用新的劳动态度来对待目前从事的工作,因为今天劳动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革命战争,为工人阶级自己利益而劳动。同时,她还着手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据《西行漫记》叙述,美国记者斯诺曾用3天时间在工业集中的吴起镇进行调查访问。他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工人的识字课本和墙报,重点考察了兵工厂。吴起镇除兵工厂外,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 母亲除担任女工部部长外,还是国营矿坑及工厂的指导员。女工部总部就设在吴起镇,她在这里接待斯诺并介绍工人工资待遇情况。下面是斯诺原话节录:“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先女士总部所在地,她29岁,曾在无锡、上海纱厂做过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部长。刘女士介绍了工人工作条件,工人每月工资10元至15元,膳宿费由国家供给。工人有病可免费治疗,工伤可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有4个月的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子女设立一个简陋的托儿所……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工厂3班倒。” 斯诺还不无感慨地说:“在苏区为求生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斯诺把这里工人的生活与上海童工作了对比。上海的童工一天要工作13小时,下班后精疲力竭地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的脏被子上睡着了;还有卖身为奴的包身工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不得随便离开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工厂…… 这不正是母亲童年时给资本家做工时的写照吗?而斯诺在吴起镇看到的工人生活情况不也正是母亲多年追求的吗?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在党的培养下,确立了为广大妇女儿童、为全体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努力方向后,就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地去努力实现,为此奉献自己一生,甚至不顾儿女。这是一种大爱,更为博大的母爱远远超过儿女之情。 据时任延安中央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任的李平回忆说:“厂工会由边区总工会直接领导,毛齐华、刘群先等同志经常到厂指导工作……印刷厂又是提高文化知识的大学校。由工会文教部长、支部教育干事和教员组成教育委员会,领导和组织职工学习,用业余时间,按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分成不同班级,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培养了一批政治上坚强、业务上精通的骨干。” 1938年初,母亲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身份被派往武汉,任中共长江局工委主任,与中国劳动协会朱学范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很忙。这时母亲怀了新华,孩子出生后,不得不放在农村奶妈家。 多年的艰苦斗争和繁忙的工作,使母亲积劳成疾。1939年党组织安排母亲赴苏联治病。1942年,母亲不幸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谨以此文庆祝党的90诞辰,也纪念我的母亲,感谢党对我母亲的培养和对我们的关怀,并表达我对母亲的深情怀念。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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