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跳都加速了。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父亲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正好工作组的交通员李正文在我们家，他让李正文将情报传递出去。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延安有一个联络小组，他们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负责翻译这份情报的人叫刘毅夫，他后来回忆，拿到这份情报后，毛泽东、朱德、等几位领导都轮流看。然后由康生在电报上批示，将此情报“告友人”——也就是苏联方面。

    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段，苏联元帅朱可夫后来是这样回忆的：“6 月21 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到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 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来自中国的情报”，指的显然就是来自父亲的情报。由于及时接到命令，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父亲回忆，此后不久，罗申告诉他：“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6月30日，苏方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可惜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 年春天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在战略情报上面，父亲的第二个贡献是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1944年，陈诚交给父亲一个任务，要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正好给了父亲一个了解情报的“尚方宝剑”。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是父亲老朋友宁恩承的内弟，而军委第三厅主管作战系统，当时国民党各个部门侦察得到的日军情报，都汇总到三厅。于是父亲以陈诚的命令为借口，向钮先铭要求看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材料。钮先铭很痛快地给了父亲，但要求他3 天之内必须交还。

    这份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全部机密，信息十分详尽。父亲拿到后，立即汇报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看到后立即命令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拍照送往延安，中共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

    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的分布，秘密要塞的位置，军事交通的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的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一周之内便被彻底消灭。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红军在随后接收东北的行动中同样占尽先机。

    当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对100万关东军心存忌惮，所以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条情报对结束“二战”的进程也有不小的影响。我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父亲及其情报的历史价值也一定会被重新评估。现在想起来颇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这段经历无人过问，他本人也很少提及，所以留下了不少令人遗憾的空白。

    1995 年，弟弟明复曾到莫斯科的俄罗斯档案馆查阅资料。在一堆有关中国的档案中，他看到了有关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布防的军事情报。他立即填写清单调阅。不过这里保存的是一份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纸壳封面上，写的就是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他认真地做了记录带回国内，经过有关方面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 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父亲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由此也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在那次仪式上，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值得一提的是，2005 年，当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谈及此事，罗高寿还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年跟父亲一起战斗在秘密战线的几位战友，后来命运也各不相同：徐仲航解放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徐叔叔年轻时爱过一位姑娘，但她另嫁他人，所以徐叔叔后来终生未娶。沈安娜与丈夫华明之解放后一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帮助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员高维生大哥，解放后曾在外交部任职，1951 年辞职回海城老家务农。当年亲手将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后来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他有幸活到1995 年，在驻华使馆内亲自接受了属于自己的纪念勋章。

    1946年，父亲奉中央指示秘密潜回东北，任辽北省省长，陶铸任省委书记。他曾组织了十几万民工支持辽沈战役。解放后，父亲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职位并不算高，父亲对此也毫不介意。他对自己过去的事情很少提及，所以身边人也不知道他在解放前做过那么多事情，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因为父亲当年的身份特殊，所以他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而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份也极少被外界知道。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此事，所以在填父亲的成分时，我都写上“资本家”。1952 年，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在外交部公开了中共党员身份，但还是没有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解放前，父亲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他没有去过延安，对党内的一些事情并不了解。有一次父亲去江西考察回来，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内心深为触动。在外交部一次会上，他发言：“老区的老百姓为革命做出那么多贡献，怎么现在还生活得那么苦？”结果他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名单报到周总理那儿，他说：“宝航为我党做出那么多贡献，他怎么会是‘右派’？”父亲由此逃过一劫。

    我后来想，父亲也许内心很苦闷，但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也从没有与我们子女谈过他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事情。1962年中苏关系紧张，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在讲述了中苏关系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还提到，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将1941年接受任务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

    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的弟弟阎明复，偶然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了父亲写给总理的这封长信。信上总理批示：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弟弟后来回家向父亲问及此事，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忆了这段经历。

    1991年4月，父亲的生前好友张学良将军、宁恩承先生和我们一起倡导发起并捐资成立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这么多年来，“阎宝航基金会”仍然在运作着，尽管作为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它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一路走来，很多人都感念于父亲当年的大爱精神而给我们提供很多慷慨、无私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虽然去世很多年了，但他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

    （注：作者系阎宝航的女儿，本文在编辑过程中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