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会把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来，而且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教育，因此，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生和发展，例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这就有导致党的性质发生变化的危险。

    《古田会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形势岌岌可危，敢问路在何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的革命精神，同这种错误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视中国共产党必然会以农民成份占多数的现实，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但要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就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路。天降大任于斯人，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成功道路。

    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得到彻底肃清的，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而且在红四军领导人中间对这些思想的认识不一致，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争论，并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统一认识，1929年5月底和6月上旬，红四军前委分别在永定湖雷、上杭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进行了讨论，但未能取得一致。特别是对于要不要成立红四军军委这一问题上，分歧很大。

    6月14日，也就是白砂会议发生激烈争论后没几天，毛泽东根据红四军前委的要求，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在这篇长达7600字的信函中，毛泽东把红四军党内军内争论的内容归纳为14个问题，如：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等等。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较安定而且优越的斗争环境，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40多人。红四军党的“七大”既不是由毛泽东主持，也不是由朱德主持，而是由当时各方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陈毅主持，陈毅的职务为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红四军党的七大，他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明确，是想统一认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面对观点不一的红四军代表性人物刘安恭和林彪，面对各执一词的红四军军政主要领导人朱德和毛泽东，会议主持者陈毅显得很为难，他说：“你们朱毛就像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两大之间为小，我是进退两难啊。我跟你们哪个走？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其实你们也是怕红军分裂的，不对吗？希望你们两方要团结起来才好。”

    陈毅为了打破僵局，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折中方式，分别对毛泽东和朱德给予批评和处分。

    红四军的七大只开了一天，通过了决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条件不成熟，决议总的来说并没有到达统一思想的目的，也没有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例如，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坚持党的集权制等。七大还选举陈毅取代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中央指定的书记毛泽东落选了，陈毅戏称自己当前委书记只是“过渡内阁”。

    7月下旬，为了打破蒋介石发动的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省“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一、四纵队留在闽西，与地方武装一起，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的正面进攻；  二、三纵队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扩大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牵制敌军进攻闽西，保卫闽西的胜利。至9月6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完成外线牵制敌人任务后，返回龙岩，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9月20日，朱德又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和闽西赤卫队一万余人攻占“铁”上杭，使闽西赤色区域扩展到武平的中堡、武东、十方一带，这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9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由朱德主持，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代理书记，朱德、林彪、傅柏翠三人为常委，显得力量单薄，机关不健全，而且“八大”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红四军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郭化若、彭祜等人联名写信请求毛泽东复职，广大官兵要求毛泽东回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毛泽东坚持立场，认为“不打倒八面美人的陈毅主义，我决不回来。”

    毛泽东在白砂会议期间，就曾以书面意见书的形式提出了自己辞职的理由：“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红四军党的七大之后，忍无可忍的毛泽东愤愤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

    1929年7月，毛泽东与贺子珍、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闽西党的组织今后的基本任务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提出了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大会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以及土地问题等重要决议案，制定了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行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为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胜利之路。

    当然，毛泽东在离开红四军的半年时间里，也有机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思考人生，思索红军前途，探求中国革命的理论，收获令人难以预料到的累累硕果。同时，毛泽东在闽西最困难的时候，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人民群众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照，精心医疗和护理，使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后来得以胜利重返革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