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福建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然而，作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的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锻铸军魂，也是走过了一段坎坷崎岖的漫长历程，谱写成为1929年的艰辛故事。

    85年后，曾经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古田会议依然彰显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仍然闪烁着灿烂的时代光芒，成为新时期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过硬的强军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和营养剂。

    红旗跃过汀江

    丰碑，闪耀在中国革命的流芳青史上！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光辉历史上，矗立着一座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正是古田会议找到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正是古田会议锻铸了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树起了一块重要界碑，标志着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定型；正是古田会议精神的光辉指引，作为中央苏区半壁江山的闽西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坚持了二十年红旗不倒，显赫而为共和国的摇篮！

    如果说，1921年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形”随之而生的话，那么，真正确立思想建党的原则，赋予中国共产党“党魂”的则是8年之后的古田会议。点燃于1929年隆冬曙光小学的那一堆堆篝火，不再闪忽不定，渐成燎原之势，燎原闽西，燃遍中华大地。

    如果说，1927年革命军旗从南昌城升起，创建了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随之而生的话，那么，真正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赋予人民军队“军魂”的则是2年多后的古田会议。人民军队从古田山凹中腾飞而起，涌起如潮般的澎湃涛声，让中国历史在这里奠基了坚实的革命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以主要精力发动、组织和开展城市工人运动，特别是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和民众运动方面，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取得了巨大的革命成果。但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遭到了惨重失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深刻认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1927年8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在全国广大地区领导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通过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斗争形式的重大转变，特别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1927年我党独立领导的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形势在高涨。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只有到农村中去，才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空间。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毅然摒弃了原定攻打大城市的计划，率领革命武装开始走以乡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着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初步提出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军魂的锻铸还是走过了一段坎坷崎岖的漫长历程……

    “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风和日丽，翠竹葱葱，杜鹃灿烂。井冈山下砻市龙江书院，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武装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武装胜利会师，会师后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红四军也就是名扬天下的朱毛红军。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9年，红四军挥师下井冈，由江西进入福建，开辟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

    “霹雳一声暴动”，震荡八闽天空。闽西是革命的一块沃土，早在1926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又为闽西培养了一批党和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3月至6月，在郭滴人、邓子恢、罗怀盛、朱积垒、傅柏翠、张鼎丞、卢肇西、阮山等人的领导下，闽西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永定等四大暴动。随着革命斗争迅猛发展，闽西革命群众风发雷奋，革命武装茁壮成长，党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1928年7月，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在永定金砂宣告成立，闽西革命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闽西较优越的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这一切都为红四军进入闽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红四军在闽西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正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绘的朱德的感慨：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1929年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闽西，在长岭寨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两千多人，旅长郭凤鸣一命呜呼，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就像一朵报春的寒梅，昭示着闽西革命春天的到来。

    在长汀，红四军开展了筹款、打土豪工作，总计筹集军饷5万元，大大改善了红军的斗争和生活条件，红四军还赶制了4000套军服，使红军官兵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崭新的灰布军装。红四军指战员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后，个个喜形于色，红四军军威大振。朱德后来在陕北回忆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红军第一批正规化军装了……它们没有各国军队的那么好，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妙无比了。”

    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赤色割据局面，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历史有幸，这一决策却非常巧合地为后来的中央苏区构画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最重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1929年4月，红四军趁蒋桂战争暴发之机，返回赣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19日，红四军第二次由赣入闽，翻越武夷山，横渡汀江，于5月23日、6月3日、19日三次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两千多人。红四军三打龙岩胜利后，土地革命的烈火在闽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红四军的大力帮助下，在中共闽西特委的坚决领导下，闽西人民群众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等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6县范围之内，中共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3倍，发展到近3000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3700人的三分之二以上。闽西约有80万群众分配到了土地。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了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工农武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29年9月，已发展到5000多枪支。闽西红色区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等6县之间，纵横300多里，呈现“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大好景象。

    红四军党内的汹涌波涛

    “历史的道路不像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党内就曾兴起过如风浪大海般的汹涌波涛。

    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下驰骋在闽西大地，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红四军也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由于党和军队还处在农村分散的游击环境里，而红军的主力是农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相当多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还有不少官兵来自旧军队，带来了旧军队的许多不良思想和作风。因此，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为迫切和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未曾遇到的新课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主要来自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被迫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党要发展壮大，农民成分比例占优势就不可避免。斯大林就对此表示非常担心，害怕长此以往，中国共产党会变质成农民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共产国际坚持以“城市中心论”来遥控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他们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要重点抓工运，靠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来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先锋队性质。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错误倾向，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实践证明，共产国际按照世界上一般国家共产党建设的模式来解决中国党的问题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片面强调以组织建设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来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不成功的。所以，能不能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古田会议能否胜利召开的关键。

    根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中的党员成份，工人只占了23.4%，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则占了76.6%，到了古田会议前夕，全军党员中的工人只占18.8%，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共占了81.2%。不仅红四军状况如此，当时全党全军的状况亦极为雷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中共党员成份中农民占了76.6%，知识分子占了6.9%，士兵占了0.8%，其他成份占了4.8%，工人只占了10.9%。到1929年6月，工人成份党员的比例减少到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