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名垂青史的会议，通常都发生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而且往往影响深远、历久弥新。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便是这样。它的伟大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为我党我军开辟了一条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成功之路，而且体现在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80多年来，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重深入实际, 把调查研究同群众路线思想相统一，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认识论的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集体就已经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深入思考。在1919年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主张“群众联合”，在随后连续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把“民众的大联合”看成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①。在中共“二大”上，虽然对中国共产党作了“群众党”的组织定位，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② 但因共产国际及国民党“三大政策”推行等外部因素，加剧了革命形势的复杂程度，导致党内在革命路线的选择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路线的实践。

    192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路线，在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虽曾提到“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这时群众路线还不明确。我们党比较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是在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转战赣南、闽西的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表述的。信中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其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关于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信中指出：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④这就提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关系问 题。可见，党把调查研究作为思想认识路线问题的提出，跟党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大致在同一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如恩格斯所说，某些必然的东西总是在表面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隐蔽地存在着。在提出者那里，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这一点是明确的。

    作为认识论，群众路线反映了党在人民群众历史定位、历史作用以及党同群众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因此，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的古田会议，也就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作为领导方法的认识论意义。应该说，调查研究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作方法，在我们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了，但是，把调查研究引向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与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着，作为自觉的领导方法，并当作认识论问题来看待，作为形成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前提，首先是毛泽东。

    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在连城新泉接连几天召开支队长、大队长调查会，还深入到连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到附近农村召开群众座谈会，详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到古田后，又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发扬民主，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 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在此基础上，各单位召开党支部会议，对本单位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发动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弄清思想，提高觉悟。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及“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方针，而这两方面恰恰就是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了，他说，是否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有决定的意义，“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这里，毛泽东既深刻地指出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又在实际上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⑤的思想，从而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内在关系更明确地作了表达，就是，从认识论角度看，实行群众路线过程就是调查研究过程；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这两个过程，在认识论上是同一的。

    从时间上看，这个思想，在九月来信中比《古田会议决议》讲得早，但是应当指出，这是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毛泽东和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调查研究活动之后而作的指示。陈毅在汇报中介绍情况说: “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研究，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可以使红军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因此，中央九月来信中的这个思想，既是源于毛泽东，同时也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本身既孕育了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也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的初步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众路线的理论，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思想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性，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并且把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当作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所作的重大发展。

    突出思想建党,实现党的群众性与先进性的统一，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灵魂，从一开始就贯穿于中国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但是在中国这个工人阶级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里，建设一个既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而又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极其艰巨的。

    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必须听命于莫斯科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当时我们党的主导思想也是想通过组织建设来保证党的性质和党员先进性。也就是说，希望吸收大量的工人入党，以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增加来防止党的性质的改变。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做法，致使党的建设在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下徘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新的思路，尤其是从井冈山到转战赣南、闽西的严酷现实、残酷的战争形势和农村的客观条件，让毛泽东等进一步坚定了依靠群众的思想，及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古田会议上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重大难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实践群众路线思想的历史源头。

    首先是正确认识农民。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问题把国情中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诸多要素都联系了起来，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来说，认识国情的核心就是认识农民，贯彻群众路线的要害也是为不为农民、靠不靠农民。应该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同盟时，就关注党群关系，正是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为确立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农民问题，他们先是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⑥后来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后，才认为“在一切农民国家，如果没有农民合唱队，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将变成挽歌。”⑦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对农民的领导。⑧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中，从原先仅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同盟军，逐步确立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并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古田会议的主旨，具体体现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八个部分中。

    一是明确指出“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就表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和根本标志是领导农民问题，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当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

    二是明确提出要“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新的红军部队”。

    三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游民问题。游民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没落手工业者。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毫不隐讳地指出:“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游民“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而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却客观地看待游民问题，不是把着眼点放在清除红军中的游民成分，而是把肃清流寇思想，加强反流氓意识教育，作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⑨

    其次是抓住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和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突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即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既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又有效地增强阶级基础并扩大党旳群众基础。会议还提出了党内教育的十种材料及党内教育的十八种方法，这些紧贴实际、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对于肃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进而实现了党的群众性和先进性的统一。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决议在剖析红四军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后，指出纠正的办法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讨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⑩ 毛泽东这些论述，是他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对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观点做出的科学总结，也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经过实践检验得出来的。这时，我们已经隐约能够看到了作为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的雏形。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如何处理党同群众的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可以说，党和红军在闽西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古田会议，对党的群众观点的发展和群众路线的成形，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的科学理论形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