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民主集中制，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组织制度基础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从这一角度看，古田会议的召开，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党的学说和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初，便已开始探讨党内民主问题，主张共产党要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11 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在工人阶级的工会和政党内实行集中制，而主张实行民主制，认为集中制就是集权专断。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并将其发展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但由于当时俄国面临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疯狂干扰的恶劣环境，所以在党内曾一度还是实行“极端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不太健全，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和问题。古田会议就是在这种组织制度状态下召开的。

    在推动古田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几位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深入了解党和军队的实际，倾听来自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最终形成都离不开党内健康的民主政治生活。正如《古田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2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认真听取来自陈毅同志的意见；陈毅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坦然面对了党内“陈毅主义”的指责，勇于承认错误；毛泽东、朱德作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面对相互之间的争论，严格按照党中央指示，从大局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可以说，如果没有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保证，古田会议就难以成行。

    党的六大后，党内在组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由原先的家长制转变后出现了极端民主化。这种倾向的出现，既是由于大量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党的自身建设缺乏科学化，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红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虽然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但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以及“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等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古田会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既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旗帜鲜明地指出其严重危害：“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又在组织上，强调厉行集中指导的民主生活，并对民主生活作了种种制度规定，要求“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13 同时强调建立党委领导制，实行集体领导；增强党员的纪律观念，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坚持官兵平等；通过正确开展党内批评，解决党内矛盾；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之一。

    此外，党和红军还加强自身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实际行动扩大红军的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总之，古田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组织制度规定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论，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古田会议永放光芒”这句极具影响力的口号，将永远伴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顺利的表达，使党能够倾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同时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四风”、 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强化宗旨意识，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于古田会议精神，福建人民感情上厚爱一分，学习上先行一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自觉实践，发扬光大。革命战争年代，八闽儿女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赢得了“红旗不倒” 的光荣赞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福建人民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团结奋斗，爱拼敢赢，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时，中共福建省委又专门组织省“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到古田会议会址进行党的群众路线集中学习研讨，重温古田会议精神，更加深刻认识到，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古田会议开创性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方面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为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巡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员）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3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8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6、39、40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6页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61—26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699页。
    ⑧《列宁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85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8、87、86、87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9、8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72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4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