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面为中央苏区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还在文化、宣传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当年有“红色小上海”之称的长汀的印刷业,它在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使长汀成为中央苏区印刷出版事业的发祥地。
长汀印刷业的起源和发展 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的印刷业相当发达,而其中又以长汀的毛铭新印刷所最为出名。1921年春,毛铭新印刷所在汀州人士毛焕章的独资创办下成立。由于印刷所是借高利贷作资本,又常受豪绅欺压,因此印刷所曾一度倒闭,难以维持。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中国的思想境界也进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自觉接受和宣扬马列主义。闽西是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的地区之一,当时,在外求学的闽西青年纷纷回国回乡进行宣传,并开始积极创办印刷进步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毛铭新印刷所由此开始并成为为革命事业发挥它重要作用的用武之地。
曾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联席会秘书处干事的毛钟鸣,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大哥毛焕章创办的毛铭新印刷所重操印刷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长汀时,吴玉章专程到毛铭新印刷所参观和看望老战友毛钟鸣,希望他想方设法把印刷所办下去,以应将来革命需要。吴老的热情关怀,鼓舞了毛家兄弟艰苦维持毛铭新印刷所的信心,同时也为以后以毛铭新印刷所为纽带的地下党活动和长汀印刷业工人参加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此时,印刷所已拥有3台石印机、2台圆盘机、1台四开铅印机和其它较先进的机器设备,印制出来的字画清晰,图像绚丽,很受用户欢迎,成为长汀周边闽赣十多个县中设备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印刷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长汀印刷业在中央苏区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1929年春,为了打破湘赣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闽西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红四军首次入闽在长汀期间,为了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决定印制大量宣传品。毛泽东在“辛耕别墅”听取了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汇报县委工作和介绍“毛铭新印刷所”及毛钟鸣情况后,认为印刷所既有共产党员,又有石印、铅印等印刷设备,条件很好,应该为革命发挥作用,于是当即指定由毛钟鸣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毛钟鸣接受毛泽东交代的任务后,即率“毛铭新印刷所”工人实行24小时轮班生产制度,为红四军在长汀的17天,赶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十大政纲》《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告商人知识分子书》《告绿林兄弟书》等大量文件、布告,为革命的宣传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红军创建初期,不少同志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存在着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只要有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因而不重视宣传工作,群众也不了解红军的性质,甚至不少群众还把红军当作“土匪”。红军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于是,红四军在第二次入闽后,红四军政治部决定创办军报,以成为宣传红四军战绩、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1929年6月,为配合红四军出击闽中的战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毛钟鸣和毛铭新印刷所。1929年7月27日,由毛铭新印刷所印制的《浪花》报正式出版。这份四开两版的铅印小报,用闽西特有的玉扣纸印刷,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浪花》报犹如战火中绽开的一朵奇葩,在苏区土地上争芳斗艳,芬芳四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办的第一张铅印军报,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它为研究红四军的历史及红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佐证。
1931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以毛铭新印刷所的部分设备和人员为基础,在长汀组建了红军印刷厂和创办了中央苏区最早的一家红色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书局下设编辑部、印刷所、发行部及会计科、事务股等,这是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种类很多,除了编辑出版介绍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小册子,各种布告、宣言、文件以及政治文化教育图书外,还有其他自然科学常识丛书,并出版革命报刊,如早期的《红旗报》《战线报》等,后来的《闽西红旗》《红色福建》《红色闽赣》等报刊都先后在这里印刷出版。闽西列宁书局的创办,为后来创建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中央发行部以及工农红军书局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印刷业是一种文化性的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也特别深。因此,毛铭新印刷所的大部分工人都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其中,参加地下党的工人数就占当时印刷业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常与长汀地方党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并借印刷厂地为他们作掩护和进行碰头聚会等,使党的革命活动得以胜利开展。此外,印刷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还秘密翻印传单、小张标语、密藏的红军布告和宣言等,在城郊一带张贴或散发,以扩大地方游击队声势,迷惑敌人,使其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从而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精神炮弹”之威力。
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闽西苏区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中央苏区。面对如此大好形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于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为开好这次会议和扩大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并要求长汀印刷业支援大会的宣传印刷工作。随即,毛铭新印刷所抽出一部分印刷设备,前往瑞金叶坪为大会服务。会议期间,印刷任务相当繁重,印刷的有大会日刊和各种文件。为了能及时向外报道并发到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同志们手里,工人们在当时设备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地按时完成任务。
苏区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也逐步开展起来。为了发展苏区经济和加强苏区金融财政管理,在闽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行建立后,毛铭新印刷所协助解决了部分困难,不仅引荐了黄亚光同志设计绘制钞票图样,还对印刷钞票所需用的某些材料如彩色油墨、钞票纸等,利用印刷所原有的商业渠道,秘密采购。不久,“中央政府印刷厂”成立,国家银行的钞票开始正式发行流动,成为发展苏区经济,活跃金融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在毛铭新印刷所的协助指导下,在瑞金先后创办“中央军委印刷所”和“中央财政部印刷厂”。此后,这4所印刷所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印刷所(厂)。
中央苏区的4所印刷所相继组建后,还经常交流经验,互帮互助,互通有无,在任务分工方面亦是十分明确。中央印刷厂主要印刷《红色中华》等书报文件;中央军委印刷所主要印刷《红星报》和军队内的书籍、文件;财政部印刷所主要任务是印刷钞票、邮票、公债券、借谷证、米票、合作社股票等有价证券;由闽西列宁书局和毛铭新印刷所组成的《青年实话》印刷所,除了印刷《红旗报》《青年实话》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文件、学校课本外,其最主要的是能承印套色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和红军用的地图。
《青年实话》周刊是以苏区共青团员和青年为主要对象的读物。陆定一、魏延群先后担任主编,宋任穷、陈丕显、何凯丰、王盛荣经常为该刊撰稿。此外,由于当时杂志编辑部设在瑞金,总发行所和印刷所设在长汀,时任少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胡耀邦经常骑马来往于瑞金与长汀之间,指导《青年实话》周刊印刷工作。周刊的式样大小相当于报纸的32开,每期约32页,发行量达3万册。封面均用彩色套印,间有插图。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有教育意义,成为当时苏区青少年最为喜爱的读物。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长汀城区受国民党飞机袭扰轰炸,以及为了确保《青年实话》周刊的编辑与印刷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毛铭新印刷所遂搬到古城井头。此后,为了各个印刷所(厂)更好地配合协作,毛铭新印刷所的主办人毛焕章自愿将毛铭新印刷所的印刷机器全部无偿献给团中央局,团中央接受了这一要求,派人来直接领导管理,并将毛铭新印刷所更名为《青年实话》印刷所。此时,所内已有四开铅印机一架、八开圆盘铅印机一架、手摇卡印机一架、大号和三号石印机各一架和分有铅印、石印、排字、切纸、装订五个工种。1934年春,《青年实话》印刷所搬迁到瑞金城郊下坝子村。
长汀毛铭新印刷所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它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及时印刷出宣传品和革命书籍文件,向苏区以至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真理,充分发挥了其革命的战斗精神,此外,还全力协助中央苏区印刷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央苏区欣欣向荣的印刷业奠定了宝贵基础。
闽西苏区印刷业印制书籍报刊简况
闽西苏区除了长汀的印刷业外,龙岩、永定、上杭、连城等地也有私营印刷所,它们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在短短的时间内,也为革命事业印制了大量的报刊和文件等。为了得到更好地宣传,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踊跃购买,这些报刊和书籍通常都以最低廉的价格售出,如儿童读本,六册售价5分;识字课本,每册一分;成人读本,每册一分等。此外,对红军家属和批发量多者,还给予更优惠的折扣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闽西的印刷业,犹如一把火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播下了无数火种。就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正是因为有“精神炮弹”,革命才得以成功,联想当下我们正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重视群众工作,才能获得人民对革命的积极支持;只有依靠民众,一切困难才能够克服,任何强敌才能够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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