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  中将武官

    建国初期，中苏友好是国策，1955年5月，韩振纪任驻苏武官，被先行授予中将军衔，成为中国外交史上两位军衔最高的驻外武官之一（边章五于1949年被特授中将军衔）。

    韩振纪到任后，经多方联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夫妇获准参加了他的家宴。原来，苏方规定各级军官不准同他国人员私下接触，这一次，中国武官破例受到了如此待遇，其他国家武官很羡慕。李克农副总长来电表扬。

    那时，留学苏联中国军官中，从兵团到排级都有，韩振纪很关心他们的学习。经苏军方批准，他在各地巡视，看望大家，听取队长、支部书记汇报，拜访军校负责人。他了解到总后钱信忠、涂通今等人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准备回国，于是向黄克诚部长汇报，黄克诚报粟裕总参谋长决定，让他们再到列宁格勒军事医学院学习半年。这几位同志为我国军事医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2月，聂荣臻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毛主席、周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驻留苏的中国军官授衔授勋。在苏联访问的朱德元帅接见了全体人员。韩振纪领导武官处筹办，并主持仪式，宣读命令。这一次，他被正式授予中将军衔。北京来的同志按照有关决定，给他带来一级八一勋章，他却说：“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以上职务的军官才能授予一级八一勋章，本人履历中没有 ‘师’这个字眼，你们带错了！”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最终，他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方举行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及勘建导弹试验靶场的谈判。韩振纪参与谈判并做了大量工作。这次谈判顺利，聂帅拟派韩振纪返京向中央汇报。这时，雷英夫有意担当此任，韩振纪考虑到他曾担任过周总理的军事秘书，由他向上面汇报更方便，于是建议聂帅改派雷英夫回国。韩振纪从工作出发，能让则让，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1957年11月，毛泽东看望驻苏大使馆人员，二排右起第3人韩振纪。

    1957年11月，毛泽东、宋庆龄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率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韩振纪为代表团团员兼顾问。这次访问规格之高，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罕见（见附图）。叶帅指示他主要随彭总活动，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这一类活动，只管协调，不具体参加。一天，彭总向他介绍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朱可夫被解职的情况，强调讲：“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我们不能干涉人家内政。”朱可夫是苏军二战功勋元帅，在中国赫赫有名。韩振纪立即把这个精神向武官处及各地留学生支部负责人作了传达，他的表达很直白：“别人的事，想不清楚就不要想，大家必须从国家外交政策出发，与苏联同志接触时千万注意，不要引起误会。”

    11月7日上午，中国各代表团成员登上了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和群众游行。韩振纪尽其所知地给大家做介绍。活动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感触良多，彭总说：“我们自己也要研制新式火箭、导弹，洲际弹道导弹。”他对韩振纪说：“将来让你搞军队装备建设！”

1957年11月，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在莫斯科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观礼台上。左起为韩振纪中将、肖向荣中将、许光达大将、粟裕大将、谭政大将、洪学智上将、陈锡联上将、彭德怀元帅、肖劲光海军大将、叶剑英元帅、刘志坚中将、刘亚楼空军上将、刘震空军上将 (195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

    一生唯谨慎 大事不糊涂

    韩振纪严以律己，荣辱不惊，不争名利；他个性刚强，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他不擅交际，不搞小圈子，一些老同志说他“哪个山头的也不是”。

    1945 年 3月，新四军军部又一次调韩振纪任军工部长，赴江南筹组生产，因无事可做，心里很不安。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让他任军区参谋长，协助指挥第3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仗打完了，军部来电询问他是否继续留任，当时，苏浙军区已有一位参谋长，也很优秀，军部对其职务并无新安排，因此，他感到难以回复。最终，他又调回2师任参谋长，参加指挥对日反攻作战。此事对他个人前途的影响显而易见。1957年，粟裕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向他问起这个事，他只说了一句：“不夺他人之功。”

    在东北，有的领导干部要住好楼、坐好车，被面也要缎子的。韩振纪看不惯，东总一开会就提意见。1948 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入关。1949年春，他考虑到朝鲜南北存在发生战争可能，不同意撤销珲春这个处在中朝边境重要战略位置的弹药基地，与东北局某领导人意图相悖，结果被转到地方，降职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机器局局长。解放战争3年，部队大发展，不少下级的职位远超过他，老同志们看不过去。他却不以为然：“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的，要当官，当初就不参加红军了！”他上任后领导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掀起了生产高潮，并向全国推广，纵深发展。1950 年 6 月，他调任中央重工业部党组成员、机器局局长。1952 年 12 月，军委下令韩振纪回军队工作，任总后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

    1959年8月18日到9月12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会上，有人追问1957年彭总访苏时与苏军领导人谈话内容，他恪守作人原则，敢于担当，不贻人口实，坦然说：“报纸上都有，个别有我在场时也是外交辞令，我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曹甸战役，有人点了韩振纪的名，他回答：“军委扩大会、勤政殿均已说过：收回成令，保黄电报，无功无过。”“收回成令”是指：1940 年 11 月底，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起曹甸战役，久攻不克，黄克诚电请撤兵，陈毅、粟裕、叶飞、韩振纪、彭明治等将领赞同，刘少奇遂命参战各部撤回原防地；“保黄电报”是指：黄克诚被免5纵队司令员职务，韩振纪发出“保黄电报”，“ 陈请恢复黄克诚职事，以指挥全面。”他说，这是个人行为，与其他人无关；这一历史，中央早有结论，无功过是非之说。

    韩振纪因军械机构撤并等问题，与总后主要领导发生过原则争论，他主管军械工作一度被架空。1965年5月，他身体患病，主动向军委提出：“占着位置不能工作，对党的事业更为不利，给能干的同志腾位置。”7月，军委批准他离休。

    韩振纪不沽名钓誉，从不允许别人宣扬自己。吴运铎写《把一切献给党》，曾把初稿交他审阅，他提笔把自己名字全部勾掉。20世纪60年代，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他要来稿子一看，见题目为“人民兵工之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这篇文章不看了，本人决不苟同！”作家原以为以韩振纪的经历，称他为“人民兵工之父”名副其实，但听本人这样讲，不由得对这位老革命由衷赞佩。

    韩振纪国学渊博，书法遒劲，在书画、古籍、碑拓鉴赏方面有很高造诣，多年来用薪水选购，收藏颇丰。“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判他搞四旧。他被迫检查：“游山玩水、跳舞与看戏，我少参加或不参加。写字、养花、古书、碑拓、字画横竖是一种娱乐。马克思以自然科学为娱乐！”他让秘书把藏品装满一辆中吉普车（后加拖斗），送交故宫。故宫专家鉴定这些文物已经达到相当高等级，便逐一清点登记入库，还付给了100元现金。他恼火了，立刻命秘书把钱作为党费上交组织。

    1968年3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空军政委余立金遭人诬陷，其中一条是皖南事变“叛徒”。当年，韩振纪在抗大5分校兼任学委书记，负责整风，余立金任5分校政治部主任，这段历史他清楚。他不顾个人处境，坚持写材料送到有关部门，证明1942年整风时已查清余立金皖南事变中根本没有被捕，何来“叛徒”之说？余立金被关押5年后“解脱”，这个材料起到一定作用。

    1969 年 10 月，韩振纪及部分家人被战备“疏散”到山东泰安。1970 年 12 月转至西安。1973 年 10 月回到北京。1975 年 3 月 30 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丰功的韩振纪将军，因患急性心肌梗塞病逝，享年70岁。

    作者韩纪民：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大校军衔。（原文刊登在党史博采2018年11期）

    （赵朋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