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可以知今。历史巨人毛泽东一贯强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读历史。《三国志》作为《二十四史》中著名的“前四史”之一，更是他反复研读的对象。据统计，毛泽东晚年读的《二十四史》文本，写下批注文字的共有15种史198条，3583个字。其中对《三国志集解》的批注文字就有25条，1739个字，几乎占了所批字数的一半，可见毛泽东研读《三国志》所下功夫之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认真研读他深刻精到的批注文字和有关讲话，至今仍有醍醐灌顶的深深教益。

    “说曹操是白脸奸臣，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读《三国志》，是这位伟大革命家分析三国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显著特点。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是三国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鲁迅先生曾称赞曹操：“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但是，由于封建正统观念作怪，千百年来，在历史学家笔下，曹操一直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随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人物造型脸谱化，“旷世奸雄”“白脸奸臣”早已成为曹操的代名词。但是，毛泽东研读历史人物，重在看其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而绝不囿于“成说”，或所谓“定论”。在《三国志集解•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主要是曹操采取的政策。科学的研读，使出现在毛泽东笔下和口中的曹操，完全是人们从未见过的曹操形象。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1954年夏在北戴河，他又动感情地评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三国志集解•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55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着曲线，天头上批注：“杀降不详，孟德所不为也。”

    曹操不杀降，不但显示了他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也是他战场取胜的法宝。史载，曹操诱降青州黄巾起义军30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他日后攻城略地、统一北方的骨干力量。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却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命其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待到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正是由于曹操胸怀广阔，唯才是举，善于用人，他的身边才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较之孙权和刘备等，他网罗的人才是最多的。毛泽东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条，严格规定“不虐待俘虏”，这对严肃军纪，瓦解敌人起到很大作用。不惟如此，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九条中指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要求不仅不能虐俘、杀俘，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俘虏转变为革命军人，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奠定雄厚的兵力基础。

    毛泽东评点《三国志》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把地位相近人物相互比照，凸显他们的不同，从而得出令人印象鲜明的结论。据《三国志集解•刘表传》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骏。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可见，此公仪表堂堂，帅气逼人，俨然是一个“英雄”。况且刘表还是汉室宗亲，门第高贵，这些都是被讥刺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的曹操不能相比的。但是，慧眼独具的毛泽东不被人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通过刘表在乱世中的实际作为，一针见血地对其评点道：“虚有其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表打败了张怿，于是“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摆起了皇帝的派头。毛泽东对此批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高出刘表一筹。

    毛泽东对曹操的文学才能与贡献也十分赞赏。他赞同鲁迅“曹操是改造文章祖师”的论断，在与子女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才兼文武的不乏其例，但像曹操这样，政治、军事、文学皆为一流的则为仅见。这也是毛泽东推崇曹操，并力主为其翻案的重要原因。

    “《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

    毛泽东历来主张读史要古为今用。他苦心研读《三国志》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科学分析书中有突出作为人物的成功经验，用以启迪、教育广大干部，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也就是解决“过河”中的“桥和船”问题。

    经典小说《三国演义》，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三国各路英雄设谋用计的神奇故事。但就真实的历史而言，曹操帐下的谋士郭嘉，可谓善出奇谋密计的第一人。因而，郭嘉和曹操一样，成为毛泽东研读《三国志》评点最多的人物。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说：“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他原为袁绍的幕僚，认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首席谋臣。曹操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与吕布作战，打了三次，吕布败退固守，当时士卒疲惫，曹操也想退兵。郭嘉认为吕布已成强弩之末，建议“急攻之”，遂获胜，擒吕布。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又担心袁绍抄后路，很犹豫，就征求郭嘉意见。郭嘉说：袁绍性多疑，不可能很快行动；刘备新兴起，众心尚未归附，“急击之必败”。后来，刘备果然被打败。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众人都怕刘表指派刘备乘机袭击驻地。郭嘉却认为，乌丸离我们远，必疏于戒备，突然予以袭击，定可取胜。至于刘表，“坐谈客耳”，他自知才不及刘备，必不敢委以重任。“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大破乌丸。只可惜计不虚发的郭嘉身体一直不好，38岁中年夭折。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后，万分感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以致捶胸顿足：“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他上表称赞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向军地领导干部推荐读《郭嘉传》。他说：“《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或私下场合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讲到“多谋善断”问题，这次是针对办报而言的。他说：“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可见，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研读《郭嘉传》，要多谋善断，归根结底，就是针对当时党的工作出现的倾向性问题，集中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像郭嘉那样敢于和善于正确地反映情况，提出独到见解；一方面要求善于多方听取、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把事情办好，办出成效。

    毛泽东向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领导推荐读《郭嘉传》，不仅有针对性，有时还颇具深意。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林彪正当大红大紫之时，他亲眼看见毛主席向林彪推荐两本线装书，一本是《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另一本是《宋书•范晔传》。郭嘉和范晔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对毛主席点拨林彪有什么重要性？不看书不知道，看后如梦方醒。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一名出类拔萃的谋士，他随曹操征战十余载，为曹操出了许多好点子。可惜英年早逝，年仅38岁。而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国的重臣，掌管禁旅，参与机要。他后来因参与谋反被判杀头罪。两位古人的权位与林彪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   

    “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毛泽东曾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就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他熟读《三国志》，透过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中军事、政治斗争的画卷，不但不断丰富自己治党、治国、治军的规律性认识，而且经常对部属推荐书目、提出要求，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闲谈中，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吴主孙权的重要将领。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记载：吕蒙幼年不曾读书，其姐夫邓当是孙策手下的将领，他十五六岁时跟随邓当出征，谁也劝阻不了，孙策十分赏识他的勇敢。孙权时，吕蒙屡立战功，升至“横野中郎将”。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掌握很大的兵权，“宜学问以自开益”。 吕蒙以“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推脱。孙权说，我并不要求你当博士，但要你“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说：“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勉励自己去读书呢？孙权还以自己读书而“自以为大有所益”开导他。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统帅。开始，鲁肃并不看重吕蒙。但当吕蒙向他献上对付蜀国名将关羽的“五策”时，他不禁大为惊异和钦佩，拍着吕蒙的后背说：吕子明，我不知道您的才略竟然达到这个地步。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学识英博”，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吴下阿蒙”了。以后，吕蒙成了东吴的杰出统帅，几乎战无不胜。孙权称其为“国士”，说没人能赶得上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学习。评价其“筹略奇至”，仅次于周瑜。《三国志》作者陈寿也赞许道：“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讲完吕蒙的故事，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可见，毛泽东虽然对我军高级干部很信任，读史时有过“老粗出人物”的评语，但他对这些“老粗”们由于文化程度低，在新形势下带兵可能面临种种困境，依然洞若观火。这次他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并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励大家学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毛泽东针对性很强的荐读《吕蒙传》的讲话传开后，在全军引起了重大反响。各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领导干部，遵照毛泽东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善了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王震，人称“王胡子”，是我军出名的打仗不要命的勇将。1938年冬，日寇进犯汾河。王震当年只有30岁，奉命夺回阵地。战前动员时，他让战士抬出一口棺材，挥拳大声说：“我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部队激战一昼夜，大破日军，王震头部负重伤。王震的另一个特点是，一向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工作。第359旅立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时间，即可委以恰当的职务。王震的这支部队向来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闻名全军。战争年代，有一次毛泽东问王震：“你读过《三国志》吗？那里面有关羽和张飞的传记，很值得一读。比如‘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等……希望你能读一读，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王震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建议王震读《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张飞传》，显然有感而发，更见知人之深。后来，王震找来《三国志》中两人的传记认真研读，很受震动。关羽和张飞作战勇猛、战功显赫，当时即被称作“万人之敌”。但两人的弱点和优点同样突出。关羽善待士兵而对士大夫盛气凌人；张飞则相反，敬重士大夫而不善待士兵。结果，两人的短处最终使他们掉了脑袋。王震体会：毛泽东要他“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就是要他以史为鉴，看到自身的问题，克服短处，做全面发展的优秀将领，带好队伍，多打胜仗。

    毛泽东读《三国志》可谓烂熟于心，其中的典故，可以信手拈来，点石成金。比如，为了说明必须破格提拔年轻干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三国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年龄。他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赤壁之战），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毛泽东用鲜活的事例，阐明了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