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党之魂，国之魂，军之魂，民之魂的最高体现，国歌是一个国家尊严的标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1934年春，剧作家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1935年，另一位剧作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而音乐家聂耳则给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夏衍将剧本交给导演后，没几天聂耳遇见夏衍，问：“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夏衍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聂耳找到最后的那首歌，他念了两遍，兴奋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还未等夏衍开口，聂耳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了，“我干，交给我吧！”聂耳又说：“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我一定把它搞好。”而此时聂耳因反动派的迫害即将离国，他去日本前写成初稿，到日本后不久，就把歌谱全部完成寄回国：

    田汉填词，聂耳曲《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优美的曲调，在祖国大地上传唱开来惊天地、泣鬼神、震山河、撼心灵。

    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陶行知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到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再次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又被定为代国歌。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刚从国外回来，他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总理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也支持歌词不改，于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共和国国歌唱了十七年，文革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群众集会时也只是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 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党中央审听了新国歌的词稿和录音。结果在1978年3月拼凑了不伦不类的新国歌歌词：

    集体填词，聂耳曲，《我们千秋万代》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