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铁华,北京市人,满族、共和国同龄人,中共党员、原中石化北京石油公司干部,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东城区集邮协会理事、东城区崇文集邮协会监事会监事长。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浓眉大眼,嗓门洪亮,举手投足间尽显老北京人的豪爽和义气。他是全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作为一名普通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他的红色收藏之路,平凡中显现高尚,付出中透出真诚,默默耕耘中闪烁理性之光。他毫无利己之心,费尽心血和财力,抢救党和人民的红色遗存物,一步一个脚印,放飞人生梦想。
红色收藏最需要“爱”
有位著名收藏家说:想成为收藏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财”。二是有“才”。而金铁华却以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对,也不全对。要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爱’。收藏,特别是红色收藏,最重要的是对收藏发自内心的热爱!”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金酷爱红色收藏,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老北京流行一句俗话:“天下绢花出北京,北京绢花出花市”。老金就是居住在花市大街、著名的北京特种工艺品绢花制作大师“花儿金”金玉林的儿子。“花儿金”是金桂、金文广、金宝顺、金玉林祖孙四代的统称。作为北京老艺人,金玉林生前享有许多殊荣。他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政协一至四届委员、北京崇文区一至五届人大代表、北京市市级劳动模范、毛泽东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和闻名全国的劳模时全祥,都是从北京崇文区走出的劳模。上世纪 60年代北京北海团城举办绢花展,朱德元帅看到金玉林制作的娇艳欲滴、几乎难辨真假的绢花,当场挥毫,写下“拍案惊奇”四个大字。
但是,民国时期,不少人对满族怀有歧视,那时金家人对外自称汉族,从不说是旗人,“花儿金”的一手绢花绝活只好锁进“箱底”。新中国成立后,靠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好政策,“花儿金”才有了大展才华的机遇,当时他的工资240多元,相当于二级教授的工资。1954年他带头入社,由他领军的北京绢花厂是全国绢花行业的标杆,北京工艺美术的龙头企业。每年国庆节游行,都有他设计的大型绢花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每年庆祝“五一”“ 十一”,孩子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涌向天安门城楼,手中挥舞的绢花就是北京绢花厂制作的。老艺人们设计生产的工艺品,包括绢花、葡萄、料器、玉器、象牙等,尤其是绢花,出口量特别大,畅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换取了急需的大量外汇。所以,“花儿金”始终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满怀知遇之恩。老金说:战争年代毛主席用兵如神,解放后他的“用人”也真如神。老北京人认老理儿,我父亲最懂感恩图报。从我记事起,就看到家里一直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他虽然“文革”中历经磨难,但临终留给九个子女的传家宝就是爱党、爱国、感恩、奉献。“这八个字我一直铭刻在心,我要用行动实现老父的遗愿,这也是我搞红色收藏的不变初心。”
金铁华10岁开始集邮,就是从父亲的信封上揭邮票。有一次在东华门集邮门市部,遇见一个手拄双拐的小“老外”,只见他手里拿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的邮票,上面有毛主席像。金铁华如同见了“珍宝”,便一溜小跑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所有菊花、月季花邮票,赶回来连说带比划,跟小“老外”交换邮票。这是金铁华的第一笔收藏交易。他认为“这是报答感恩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种表达方式。”
后来,老金参加工作,有了收入,可以买喜爱的藏品了。上世纪90年代后,潘家园市场、报国寺市场开放,红色物件一下子涌了出来,高兴得老金两眼放光,只要有空就跑市场淘宝,专注收藏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关的藏品。他把夫妻俩的工资和以后的退休金除了安排必要的生活开支,全部用于红色收藏。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天天跑潘家园、报国寺了,就从网上淘宝。几十年下来,老金的红色收藏终于结出累累硕果:
2002年初,老金被《劳动午报》(原《北京工人报》)冠名为“红色收藏家”,是我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十多年来,老金先后接受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晚报、解放军报、新华每日电讯、作家文摘报、北京晨报、北京广播电视报、劳动午报、北京信报、中央电视台、央视国际、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香港凤凰电视台等重要媒体采访。2010年在首都北京,政府与老金合作并提供地方,创办了红色收藏展馆,这是全国第一个政府与个人共同创办的红色收藏展馆。随着老金事迹不断的报道和收藏的巨大影响,香港媒体,美国、加拿大中文报纸,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等纷纷进行报道,称他是毛泽东的忠实拥趸。2010年10月28日,老金被冠以民间红色收藏家之称并配照片登上《人民日报》。2011年9月, 在建党90周年、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老金应邀赴香港参加了为期22天的主题为“辉煌岁月建国物品珍藏展”。他带了过百件与毛泽东和建党、抗战有关的珍藏,包括毛泽东曾用过的砚台和毛笔,一时在香港引起巨大轰动。
回望老金红色收藏的足迹,搞红色收藏“最重要的是对收藏发自内心的热爱”,的确是至理名言。因为有了这种爱,才会不忘初心,真诚尊重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有了这种爱,才会饮水思源,永远铭记党的领袖付出的巨大贡献;有了这种爱,才会勇于克服一切困难,专注于红色遗存物收藏;有了这种爱,才会持之以恒,在红色收藏中实现人生价值!
克勤克俭不惧艰辛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搞红色收藏的确需要财力支撑。作为普通工薪族,适当地收购些红色藏品,倒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搞到相当规模,又“只藏不卖”,资金不能周转,钱就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 “坎儿”。但老金有办法,那就是:勒紧裤腰带,除了穿衣、吃饭等必要的经济支出,老两口的工资全部用在收藏上。
2004年,女儿出国留学急需一笔钱。可钱都让老金花在收藏上了,没有存款,一家人火燎眉毛,一筹莫展。此时,家里仅有200多元钱,打算明天买米。第二天上午,老伴老李一开抽屉,顿时愣住了,钱怎么没了?刚打算问问怎么回事,却发现丈夫手里捧着几本家里从未见过的抗战时期的小学生课本,优哉游哉地读得津津有味。原来,一大早老金就去旧货市场兜了一圈,用200多元钱淘来这些新“宝贝”。“就知道买这些,连饭都吃不起了,日子可怎么过?” 老李开始抹眼泪,止不住抱怨起来。见此情景,老金深感愧疚。老伴通情达理,他们下乡插队相识,当年她送给他的“信物”是一本《毛主席语录》,语录扉页有一段娟秀的字体:“赠铁华:辛苦耕耘幸福果,多为他人和祖国,切望春光明媚时,喜报佳音四处播”。这么多年,她理解丈夫“多为他人和祖国”的情怀,把自己的工资也搭上让他搞收藏。一家人粗茶淡饭,她往往一件衣服要穿上10年。为了多挤出点儿钱来让老伴搞收藏,她特别会持家,每次到市场买菜都赶在收市,一大堆菜也花不了几个钱。这次实在忍不住才少有地发几句牢骚。但是,老金无论多难也舍不得那些红色藏品,因为那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思来想去,老金狠狠心,咬咬牙,卖掉了自幼收藏的一些珍贵邮票,才凑足了女儿留学费用,解了燃眉之急。老金说:我从内心感激老伴,我能在红色收藏之路走到现在,至少有她一半的功劳。但我收藏太过激情了,真是不管不顾,她从不理解到理解再到主动支持,我真的非常感谢她……
老金自小有参军和做翻译的梦,但因色盲兵没当成翻译也没做成。他就把希望寄托在独生女儿身上。女儿17岁时老金把他送到部队,复员后刻苦学习外语当了外国人的老师,圆了老金的梦。受老爸的影响,懂事的女儿对他红色收藏十分支持,她不但耐心教老爸上网拍藏品,还时不时在经济上给老爸贴补贴补。老金会网拍但不会网上付款,他就把要拍的藏品放到收藏夹里让女儿替他付。比如拍了一件800元的藏品,有时自己手头只有600元钱,就说姑娘你给我先垫上200元,明天还你。可到了明天还钱时孩子却说什么也不要了。可以说,家人的充分理解和倾心支持,是老金红色收藏的坚强后盾,是他克服种种困难的强大“后援团”。
世上无论要干成什么事情,“坚持”二字是法宝。几十年来,老金认准了红色收藏,便无论碰到什么难关,无论是刮风下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只要有空,就往潘家园、报国寺旧货市场上跑。他患有较重的糖尿病,六年前的一天,他散步时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不由自主地晕倒在地。朋友赶快把他搀扶到卫生站,一测血糖,每升血的含糖量竟高达20.4毫摩尔。为此,他不得不常常手里端个水杯子,边服用二甲双胍,边在旧货市场仔细寻觅心仪的宝贝。对于老金的病,不仅家人担心,老朋友们也着急。最近一次老同学年底聚会,他初中时的一个同班同学边拍打着老金的胳膊,边急切地好言相劝:“我那口子患肝癌,一场病就花去好几十万。你可不能只收藏,不攒钱,不看病。万一有个大病,怎么办?为了这个家你也该收收手了!”面对老同学的肺腑之言,老金无奈地把手一摊:“收藏让我着迷,我实在管不住自己啊!不过我已经6年没进医院看过病了,过了这个年真该到医院查查体了。”
老金的身体出了“情况”,但网购兴起了。老金就与时俱进,向女儿学习上网,不跑旧货市场了。他说:“像我这把年纪,就得向年轻人好好学习,不能被时代所淘汰。”十余年间他在“孔夫子拍卖网”上拍下的藏品达34万元。老金原有两个网上昵称:“粉丝团”和“毛主席的粉丝团”。但有时因经济实力所限有的藏品拍不下来,怕给毛主席“丢脸”,老金就把“毛主席的粉丝团”这个昵称让给了另一位藏家。但是时间一久,人们发现“粉丝团”常常能拍到“真宝贝”,于是“粉丝团”就经常遭遇自己拍啥别人就出高价“盖”过的尴尬。对此,老金及时改变“战术”:“我的战术就是把看中的东西先放在我的收藏夹里,然后在最后的15秒时间里付钱,这样别的买家就只好望洋兴叹了”。即便这样,老金也有“失手”时,主要原因还是钱闹的。比如让老金抱憾至今的那本《毛氏家谱》,就是因为较高的“身价”让他望而却步,被别人收入囊中。不过,老金也不断给自己吃“宽心丸”:天下事哪能都合你的意?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就别想那么多了!
“红色宝贝”价值连城
老金搞红色收藏几十年,藏品不下两万余件。他常说:“做红色收藏一要有量,二要有精品。”比如他收藏的伟人藏品中就有:我国第一件红色藏品——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1917年,毛泽东最早发表的著作《体育之研究》;毛泽东主编的1919年7月24日的《湘江评论》;1920年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1945年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单行本;1957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颁发给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请柬;几件中外人士写给毛主席的私人信件,均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公章;毛泽东曾用过的砚台和毛笔,等等。老金说:收藏伟人的藏品,让我好似和伟人跨时空对话,更能感受伟人的伟大,激励我永远前行。
最具影响的是老金收藏的《国难日志》。它以当时的原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抗战不是8年,而是14年。关于我国抗战时间问题,过去通常说法是“抗战八年”。目前发现和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料,揭露的也都是1937年以后日军在中华大地所犯罪行,对于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所犯罪行的原始史料却是空白,而《国难日志》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国难日志》作者署名刘启明,发表于1931年11月8日的《时事周报》,16开共16页。发黄的纸页详细记载了1931年9月18日到10月31日,共45天的时事动态和日军侵华杀人罪行,属日本侵华重要罪证之一。《国难日志》开篇即讲:“日本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许,用炸药轰炸南满铁路长春路柳河铁桥,十九日午前六时占我沈阳,是日陆续将东省各要隘,及各铁路,先后占据,此乃国家空前之奇耻大辱,吾将经过事迹,逐日志其梗概,命曰《国难日志》,俾我同胞永远勿忘。”《国难日志》作者不排除用的是化名。但不论是否为真名,肯定是一位爱国志士。《国难日志》远远超越一些手抄日志的价值,是历史学者们欠缺的研究史料,它填补了我国抗战史料的一项空白。
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这里,毛主席充分地肯定了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功绩,指出从1931年就开始了这场抗日战争。《国难日志》为毛主席的论述提供了有力佐证。
除了《国难日志》以外,老金还收藏有1928年、1929年日军侵华重要罪证《田中奏折》的相关资料;制造于“昭和六年”的日军炮弹壳等历史实物等等。这些珍贵的藏品对于研究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和人民战争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有重大文史价值的“抗战日记”。上世纪80年代,老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用30元偶然淘到两个用塑料纸包裹着的笔记本,打开一看是当年新华日报创刊及创刊三周年印制的纪念性日记本,纸页已经发黄。日记本分1942年和1943年的两本。日记本的主人叫“郭渭”。从日记看,作者经常能见到刘伯承、邓小平,还在战火纷飞中恋爱、结婚……老金说:“日记中流露出的革命豪情、同志亲情、夫妻爱情常常感动得我不能自已”。最珍贵的当属1942年的笔记本,2月1日郭渭通过收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记录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记录了毛主席“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原来,毛主席是个天才演说家,他讲话通常只列个提纲,然后洋洋洒洒,即兴发挥,最后再把讲话记录稿整理修改成文。老金曾询问过毛主席的图书管理员王文祥老先生:您看到过毛主席著作的记录稿吗?他说没有。可见,这个笔记本是研究延安整风两篇重要文章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这两篇雄文从产生到定稿的思想脉络十分珍贵。为了寻找抗战日记的主人,2002年9月16日《劳动午报》(原《北京工人报》)刊出了《红色收藏家向129师发出寻人启事》。在知情人提供线索帮助下,2003年《北京晚报》刊出 “太行山日记找到主人”——当年在太行山任新华日报社编委会秘书、现已离休在家的原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同志。当郭老用颤颤抖抖的手翻看着记载当年战斗生活的日记,激动得竟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止不住老泪纵横,提出要常常过来翻翻日记本。老金见状,便主动提出把郭老1943年的笔记本完璧奉还,留作纪念,而且分文不要物质报酬。郭老的子女表示,父母的红色履历让他们自豪,一定要把这本日记当作传家宝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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