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以前对荣校校长王群的印象，完全是听来的。到荣校一见：呀，这个老红军，个子大，声音大，性情直率。要用现在的话说，王群就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他不是残疾人，所以对学校各种各样因伤致残的荣誉军人，总是像对待正常的、健康的战士那样，缺乏体贴和关心。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总把瘸子、拐子、聋子、傻子挂在嘴边上。岂不知这些人都是被敌人的枪炮子弹打伤致残的。所以许多休养员都反映，他看不起和不尊重他们。还有的说，他要是缺胳膊少腿了，就知道他们是咋回事了。王群校长在和父亲相处的过程这，慢慢地对残疾人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他曾很真诚地对父亲说：“炳文，我从你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关心中受到不少启发。残疾人嘛，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他们只能被养起来，除此之外，你说他们还能做什么。一个个劳苦功高。可是我从你身上看明白了，残疾人不是残废。就像你讲的，为革命负伤的残疾人，多是残而不废。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是理解，是不要把他们看成或者当成残废，处处照顾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去干。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鼓励。他们希望自己虽然残疾了，但仍然能为革命、为边区做出贡献。炳文哪，怎么对待残疾人，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呀！”

    这个老同志的确很了不起。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不但把荣校的伤残人员团结得非常好，而且让这些人在各项工作和生产劳动中，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本事和作用。其中，不少人还当选了生产模范、劳动英雄。

    他也经常问母亲说：“文清，你这个火暴脾气的四川娃子，对那些妇女、娃娃、休养员，怎么那么有耐心呀？”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乐乐呵呵地回答：“将心比心。你面前都是伤残英雄功臣，你就要好生对待他们，就要好生为他们服务。我虽然走过长征，但是我身体好，有的是力气。我还是个党员嘛，应该处处起带头作用才对。”而最令他感感动的，是母亲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看，老何是一条腿，走路要拄着双拐。可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来、做得好，一般不要我帮。我要帮了，他就会不高兴。他觉得，你看不起他才去帮。我对他就是，能做的你就做。这样，他高兴得很！老何现在的针线做得比我强得多，孩子们的缝缝补补就都归他包了。”每次说完，母亲都是一阵哈哈哈地大笑。

    王群是领导，有资历有经历。他的不会不装会、不懂不装懂的品质和作风，在荣校很有口碑。他也很深入，经常到一些同志的家里去嘘寒问暖。听说他从前不太爱和女同志主动打招呼，可现在只要碰上，都会主动问个好说个话。他虽然不是生产上的行家里手，但在扛木头烧炭的队伍里有他，在捻线、纺线的场院里也能看到他的身影。父亲的线纺得好，好开玩笑的王校长，也会跟母亲说：“小蛮子，好好向炳文学学纺线吧！”

    王群的夫人叫毕珩，是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父母亲很尊重有文化的人，看她喜欢我，就让毕珩阿姨教我认字。平时，母亲总是要我照看弟弟。自从跟王阿姨学习认字开始，母亲就不那么要求我了。那时没有书，毕阿姨就把废旧纸裁成四方块，把字写在上面，一个一个教我认。在她家学完后回家，母亲总是督促我又念又写。这样，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认了不少的字。和我们同住一排窑洞的其他孩子们，有的比我大，可认的字却没有我多，就特别羡慕，也想跟着一块儿学习。可是，他们却没有我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妈妈没有我母亲这样开明。她们除了让大孩子看小孩子，就是让孩子们在自家开荒的地里干活。即使让孩子们认字学文化，也有限。我母亲为什么愿意让我学习？母亲说：“鲁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里唱得好：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参加红军才知道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不识字没有文化，革命怎么胜利？胜利以后怎么办？文盲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不但让孩子学，我也趁机会加油学习。”所以，我感谢毕阿姨教我识字学习文化。我更感谢当年文化不高的父母，却早早让我受到文化启蒙教育。

    1947年3月，在转移途中战事很紧张。我人小，可因为是战士，不分白天晚上地跟着行军的队伍步行。晚上一到宿营地，只要一号完房子，管我的叔叔把我往屋里一放，门一锁，就执行他另外的任务去了。我呢，不管炕上炕下，倒下就睡，无法再继续我的认字学习。而且，毕阿姨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也没有人再教我和督促我了。我一个娃娃家，自然也就放松下来。父亲突然发现这个情况，对拉着我的叔叔和我说：“这还得了！如果部队走一年，那不又成文盲了！”荣校一个姓罗的叔叔对父亲说：“何主任，娃娃耽误不了。她太小，不能跟我们比。一天走那么多路，能坚持下来就很不得了了！”果然，在以后行军的日子里，只要情况允许，我就一直在坚持认字学习。这要感谢随队的叔叔们，是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好办法：把字写在找来的一些破碎的纸片片和布片片上。白天行军的时候，管我的叔叔就把这些字块儿，别在我前面叔叔的背包上。他们还不时有人教我。就这样，我在行军路上又学会了好多字，增加了些许我这般大小的孩子本没有的知识和道理。使我这个娃娃战士，在部队1948年的整训，和开展吐苦水运动中，还当起了供给处一些不识字的战士、司号员、马夫、驭手的小老师呢！

    记得，还有一个戴眼镜、瘦瘦高高的叔叔叫纪秉。他总是不大声说话，文文静静的。他文化很高，大人们都爱叫他知识分子。这个叔叔很喜欢我，但他更喜欢教我认字写字。后来，他因为发烧病得很重，经过父亲的批准给他打退烧针，结果因为消毒不好针眼发炎，以后在行军的路上生病去世了。我很难过，也很怀念他。因为他教会我认很多的字，也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父母一直很尊重他，因为他从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而且他非常热爱和敬重荣校所有的伤残人员。他说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和英雄，值得他一辈子好好学习。遗憾的是，因为怕将来敌人发现，没有立墓碑。所以不知道把纪叔叔安葬在山西什么地方了。

    周成智是四川人，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是荣校的活跃分子，有名的热心人和大活宝，外号“周矮子”。

    周叔叔是父亲他们总务科的。可他常常是人在科里，心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有一些老同志说：“他这个人呀，为了别人，一天到晚心不在家，脚不沾地。”因为他是单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加之又有那儿份谁也比不了的热心劲儿，所以白天晚上都有忙不完的事儿。再加上他好说话，谁找他帮忙都是有求必应，就是娃娃们找他缠他，他也乐呵呵地不会拒绝。用他的话说，总务科就是总管科。荣校大大小小的事情，总务科都有资格、有权力管。他是科里的人，就他没有很具体的分工，所以他就可以管其他人顾不过来和其他人忙不过来的事儿。他又说了，不要看荣校的休养员不多，可都是伤残病号。我是党员，我为他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能多做些就多做些。而且，他是说到的定做到，即使没有说的看到的他知道了，也定是主动去做。父母喜欢他，赞赏他，更佩服他。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图表扬，不图立功受奖，更不图回报，就图个快乐痛快。他爱说：“给地主老财干活是受剥削，心里不情愿，因为是被逼迫的。现在是为革命出力，是为革命战友服务心甘情愿，心里痛快。有啥子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才是啊！有人叫我‘闲不住’，我听见高兴，我感觉光荣。”

    父母爱跟他开玩笑，常叫他“周矮子”。他们说周矮子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年岁不大，文化不高，可是政治觉悟、思想水平比一般人高些。他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爱孩子爱得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光照看孩子吃喝，逗孩子高兴，教给他们怎么玩耍，还教给他们怎么友爱、怎么互相帮助，为什么听爸妈的话。这不得了，他不是老师嘛，做的可是老师的事儿。孩子们在他跟前可是享福呀！父亲有点文化，他常跟母亲说：“不要看周矮子个子小，眼光可看得远。我看，他都看到革命成功以后了。”

    因为周叔叔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会编故事，荣校大孩小娃都爱围在他身边。别看他身材短小，但他爱打自编的拳，还能很灵活地将腿盘在脖子上。每当这时，他还会用另一只腿在地上跳来跳去。这在孩子们的眼中，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很崇拜他。这使得有些调皮捣蛋、不听家长话的孩子，特别听他的话。所以谁家有管不了的孩子，也爱找他帮忙。说来也怪，捣蛋鬼们一听见周成智的名字就立刻安静下来。

    我和弟弟也是这样，我们特别喜欢周叔叔。为什么？因为周叔叔从不骂我们，不喊叫我们，更不打我们。反正跟他在一块呆过的孩子都得到了快乐。离开他的时候，总是很舍不得，很不情愿。我和两个在延安出生的弟弟，现在都已经60开外。但对周叔叔印象依然很深刻，很清晰。我们只要起回忆童年的往事，很容易就想到他。他那短小灵活的身材、说话时连比带划的手势，以及练拳踢腿的动作神态，都还能浮现在眼前。因为我们曾经受到过周叔叔的关爱、帮助和教育，所以我们会永远感恩于他、永远怀念他。

    1947年3月，周叔叔是随同父亲一起过黄河北上的，一直到1953年才分开。父母转业到北京，他留在炮兵第14师后勤，并在石家庄安家。周叔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并且特别爱小孩的人。可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自己的小孩呢？原来他没有对象，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呢？要说他的婚姻和孩子问题，不但在荣校，即使后来在炮兵旅，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件大事。他自己也很着急。我们到北京后听说，炮14师的战友们帮他张罗了一门亲事。他不是爱孩子嘛，这回可好，一结婚，女方就带来了三个孩子。别看这些娃娃不是他亲生，他对女儿、儿子比亲生还亲。这使他的婚姻在部队传为美谈。周叔叔结婚成家，终于使母亲多年来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周叔叔如果在世，想必也该是快百岁的老人了。他该好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了。

    柳怀杰是在父母之前先到荣校工作的。父母亲到荣校后，父亲在总务科当科长，柳叔叔也才到科里来。这人瘦高，慢性子，说话口齿不是很清楚不说，还有点口吃。小孩子们爱气他，爱让他着急，因为他这时的表情特别逗人。他也是个红军战士，吃苦耐劳、服从领导。这人虽然内向，但待人真诚，做事果断、有条理，从不拖泥带水。荣校有那么多比柳怀杰更优秀的人，父亲在调任延安抚恤委员会主任、准备带队转移时，为什么选准了他？很简单，因为柳叔叔是个忠诚、坚定、实在、做什么都让人放心的人。他虽然没文化，但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写的名字，没人能模仿得了。父亲说那是老柳发明的文字。父母亲的老战友们这样评价他：“战争年代，党就需要这样的人。这种人信念坚定，没有随意性，不争官，不夺利，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柳怀杰叔叔后来果然很好地协助父亲完成疏散转移的任务。

    1948年1月，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时，父亲又点名要柳怀杰到他负责的供给处来工作，而且在军需股做了军需员。根据形势的需要，供给处的架子还没有完全搭建起来，就投入军务、军需、培训、军备各项工作中去。乘着各股还没有明确分工，父亲找军区要来筹备款项后，就带上罗建勋、柳怀杰等八九个人到内蒙古去购买拉炮的大洋马。有人奇怪：时间那么紧张，条件那么艰苦，任务那么繁重，何处长带上瘦弱的小老头做什么？父亲自有他的道理：荣校工作那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性子是慢些，从不会误事。可贵的是，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他比你想得周到仔细。事实证明，父亲在较短时间里胜利完成购马任务，并使驭手和马匹迅速投入训练，慢性子柳叔叔是功不可没的。别小看柳树叔叔，他年龄比父亲大，比粮秣股、财务股、审计等几个股的人年龄都大。但他的稳重、细致、谦让等，却得到供给处上下的好评。

    母亲记得，怎么好人总是有着急事呢？柳叔叔的着急事由来已久，那就是从母亲认识他就开始有了的婚姻大事。奇怪，从年轻到他到40多岁还没有结婚成家，而且别人给他介绍几次都没成。原来他不懂谈对象。延安人的婚姻都是靠组织介绍。就是介绍了，也还有互相认识认识，互相表个态什么的。母亲说柳怀杰可不是这样的。他以为介绍给他的人就是他家属，一次两次，什么也表达不了。延安有本事的男同志多得很，女同志又少得很。像老柳这个样子的，能找到对象结婚成家才怪呢！于是乎，帮老柳成家，成为母亲的一大心事。然而，这档心事一直压了母亲多年。她总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同志哥。

    可真的成为他家属的人，是到石家庄我父母转业到北京以后。炮14师的老战友们，与石家庄及周边的永壁镇等驻地老乡们关系非常好。听说在军地两方热心人的共同努力下，帮助他找了一位农村妇女。还听说，这个农村妇女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他们结婚以后，竟然还有了一个孩子。父母听说后高兴极了。母亲说柳怀杰老年得子，这是老天爷对他的奖励。父亲玩笑地认为，老柳的婚姻不在陕北在河北，不在延安在石家庄，不在荣校在炮14师。其实，不管父母怎么高兴、怎么赞美、怎么祝福，这都是他们多年来对柳叔叔家庭婚姻的美好心愿。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在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因柳叔叔的病逝而戛然发生变化。父母为此难受多日。尤其是母亲，她为这个期盼婚姻、热爱家庭的老实好人无限惋惜和遗憾。多会儿想起来，母亲的心里都充满这种感情和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