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是革命艺术家的摇篮,无论根据地的还是敌占区战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无不向往这里。它在父母的心目中,充满神秘感、吸引力和别样的情怀。这种情怀不但感动着他们自己,也感染和影响着我们。
“鲁艺”人,这是被当时的延安人对在“鲁艺”工作和学习的艺术家们的通称,也是对他们的喜爱和尊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是艺术家、画家、知名作家、音乐家等,而且是革命者。他们向往革命,他们向往延安。当他们不畏艰辛、冲破危险、冒着敌人的炮火达到延安后,即在党中央的领导、爱护、支持、培养下,接受革命,积极、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文艺的创作之中。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它唱响了中国,也唱响了世界。
父母热爱“鲁艺”,因为这些住土窑,穿着灰色军装,吃着与大家一样的小米、土豆、腌酸菜、蔓茎疙瘩等粗茶淡饭的知识分子、艺术家、音乐家们,喝着与大家一样的延河水。他们每天出操、开会、上课,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充满着无限活力,散发出浓郁的革命气息,展现出动人的风采。父亲把这些称之为“延安的代表”、“延安符号”。虽然“鲁艺”在桥儿沟,离着甘泉的荣校可老远,可它在母亲的心里却是近着呢。
父亲和母亲最为赞赏的,是“鲁艺”的革命文艺带给边区人民全新的认识和感受;唤醒了尘封在祖祖辈辈百姓心中的希望和期盼。这就是当年提起“鲁艺”,人们的心中自然涌动起热情和激情的原因。即使是周边几十里的老乡们,也都显出特别的熟悉和好感。许多人还像如数家珍一样,就连下寺湾这里的阎家沟、刘昂沟、田家沟的老乡,都能说出“鲁艺”演出过的歌舞、快板、活报剧的名称,及剧中人物的名字,这似乎就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光荣和自豪。当时我年岁太小,完全不懂得父母为什么会放心,让我去百十里外的延安“鲁艺”玩耍或看演出。在我逐渐成年后,慢慢懂得了父母的用心,并为之做法而对他们感激之至。
父母喜欢“鲁艺”,更爱看他们的宣传演出。但因为下寺湾离延安150多里,离桥儿沟更远,他们工作生产劳动又特别忙,家里又有孩子,即使有好的演出,他们也很难去看看。但他们却从不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即使他们去不了,也会托特别熟悉的人带着我去。于是,我成了荣校那么多孩子中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不但看过鲁艺的很多演出,而且还认识那里的好多叔叔阿姨。我记得,只要我前一天去了“鲁艺”,第二天,总有好多孩子围着我问东问西。我呢,就很得意地一边给他们说,一边把零散的记忆比划给他们看。我也时常比划给父母看。我记得当年,父母特别爱看我挥动小胳膊、扭动小屁股跳的秧歌,爱听我唱的那些不成调的歌。
母亲爱唱歌。每当她唱起像《夫妻识字》、《兄妹开荒》里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总是特别投入。而且只要唱起来,她就兴奋得刹不住。要是有“鲁艺”到荣校慰问,母亲就会拉着大的、抱着小的,早早去戏台占地方。因为那里地方很小,看的人又多,去晚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想坐着了。其实,母亲带我们去看演出不是她的主要目的。主要的是借这种机会,母亲可以痛痛快快宣泄自己的快乐。演出时,她会跟着演员哼唱,会随着大伙尽情地鼓掌叫好,有时也会随着剧情流泪或喊口号。所以,母亲由衷地热爱、感激“鲁艺”,她愿意让我去“鲁艺”玩。说我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好东西。慢慢地,在我幼小的心里,对“鲁艺”也有了一种特别亲切和向往的感觉。
“鲁艺”有个从荣校剧团调去的阿姨叫赵桂兰。她是从西安来的,来时叫赵桂兰,后改名叫李莎。她和父亲是陕西老乡,秦腔唱得好。她特别喜欢我。在荣校剧团时,她就经常接我去玩,有时还留我住。我记得,有一回还把她的炕给尿了。当时我吓坏了,可赵阿姨却没事一样,以后照常接我去玩、住。要不是以后我自己跟父母讲了,家里都没有人会知道。
她调往驻地桥儿沟的鲁艺后,我们隔着80多公里,接我去的机会少了。儿时的我,只要听到《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延安颂》、《太行山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及《黄河大合唱》、《夫妻识字》等等的旋律响起,我即深情满怀,感动不已。这种情怀,这种感动,来自父母,来自延安,来自“鲁艺”。当然,也来自赵桂兰阿姨。
很遗憾,从1947年分开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到过有关她的任何消息。父母不止一次说起过她:不知道是否活着,在什么地方;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父亲逝世后,母亲心中还依然对赵阿姨充满怀念。虽曾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消息。去年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偶然得知李阿姨解放后一直在陕西省工作,还曾在西安市文化局任职,80年代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但遗憾的是,她去了美国。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失落。所以有失落感,是因为我感觉母亲、即便是我,在有生之年怕也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不过,冥冥之中我感觉到她老人家的健在。我替我的父母,祝愿远在大洋彼岸的李阿姨快乐、幸福、健康。李阿姨,祖国期待着你归来,延安的宝塔山眺望着你,荣校的友人和我——你曾经最爱的贤忠呼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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