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二三月份，组织突然通知母亲去富县的抗属学校报到，说调她到那里去学习。这个消息真是让她喜出望外！因为母亲识字不多，自己的名字蒲文清三个字还是刚刚认识的，还不会写呢。这时能去学习文化，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她高兴的呢！

    抗属学校是军委办的，刘小浦、胡德兰、魏公子等这些革命大姐，都是学校当时的负责人。学校有5个队，有孩子的都集中在一个队里。母亲还不满20岁，她去的三队都是些年轻女娃娃。领导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这些学员是几个红军部队选送的，也有陕北红军和地方政府选送的。尽管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但像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团结互助。

    学校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学习气氛很浓。每天除学习开会以外，还有一些唱歌、队列、出操等活动，大家觉得很新鲜也很充实。休息的时候，母亲她们这些女娃就相约去五队，逗逗那些随母亲来学习的孩子玩儿。所以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也充满了快乐。因为他们这些学员，入伍前都不识字，文化基础很差，所以在教员的讲授下，人人都非常刻苦努力。母亲记得何克春、郑光明、钟英桂等，是她当时的校友。她们常常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谁有了一点儿进步，大家都为她高兴。然而，让母亲倍感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只几个月后她们就各奔前程了。

    但几十年后，当她们在北京相见时，都抑制不住战友重逢的喜悦与激动，任热泪尽流。她们能回忆起短暂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她们甚至还能说出当年母亲当伙食委员时，因为不识字也不认秤的好多趣事笑话。母亲更是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她文化低，斗大的字不识二升，买粮买菜不会记账。让别人记不放心；自己学，可又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母亲甚至想用图画记下所买东西的分量和钱数，无奈自己不会画。母亲心想，组织既然让她这个不太识字、不会写字、不会记账、更不认秤的人当伙食管理员，自己总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呀。这怎么办？现学现卖肯定是来不及的，母亲想出自己的土办法。

    是什么办法？她的战友们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文清为了把账记清楚，居然能挑上一大担柴，走十多里路，去找别大队的司务长帮助过秤、记账。每逢这时，战友们看她累得太狠，心疼地帮她端水擦汗；有的战友笑话她太傻：过个秤、记个菜钱有什么了不起，还至于挑着担子跑几十里，真是有劲儿没地方用了。而大多数的战友们夸她能干、能吃苦，夸她实诚、认真、负责；更有战友夸她这个人忠厚老实。母亲，则不管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仍然好好当她的伙食委员。只要是外出买伙食必需品，她照旧使用她的笨办法。虽然她不怕别人笑话，但心里已是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文化。她鼓励自己“不怕慢，只怕站”，只要行动起来，就没有学不会的！

    伙食委员虽然不是什么官儿，但管理好柴米油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了把伙食搞好，母亲想方设法把饭菜做好。说实在的，她长那么大，除在地主家和她的恶大娘家煮过猪食，哪儿做过饭、哪儿吃过正经粮食啊！现在领导让她管伙食，她自然把每一粒米、每一把面、每一颗豆、每一根菜、每一滴油，看得比什么都重。她要求自己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浪费。为了调剂伙食，把有限的几样菜和小米、粗面、杂豆等，做得好吃一点，母亲四处学习，到各队征求意见。为了节约开支，也为了让大家吃得顺口一些，母亲学习腌菜和泡泡菜。她不顾自己劳累，把萝卜、豆角、回子白、蔓茎等菜，洗净晾干切细，腌成咸的、辣的、酸的各种味道。菜虽粗粗拉拉，开饭时大家都抢着吃。不管是四川的、甘肃的、江西的、贵州的、青海的，还是陕北的，都夸她的菜腌得好。每当此时，母亲总是自谦地说，她从小受苦，没吃过正经饭菜。除了割猪草、煮猪食，她不会做饭。会腌菜，也是地主老财逼出来的。她还会傻傻地对大伙儿说：只要你们吃得来，我还会腌得更好吃些！

    母亲还发现，腌咸菜、晒干菜、泡泡菜，都比炒菜节省伙食费。她想自己劳累些没有关系，只要能让大家吃好、能为公家节省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学员一夸她，她可来劲了，恨不得让伙房里外都是腌菜的缸和晒菜的绳子。领导发现了母亲的情况；也有学员向领导反映，母亲做伙食委员太小气，说她一天三顿饭，给大家吃的快成猪食了，除了腌菜就是泡菜，除了泡菜就是干菜，连煮洋芋都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