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到荣校的第一件事，没有去住为他们准备好的窑洞，而是选择了在下寺湾阎家沟一个山坡上，并且已住有四家的一排窑洞的一眼旧窑。这四家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夫妇。他们是陈成矩、焉秀英一家，周万成、唐照国一家，贺惠恩、苗玉香一家，及马云峰、谭新华一家。这样，加上父母琴一家总共五家。大人孩子加起来二十五六口。人口虽然多，各家习惯也不同，但相处得特别和睦，大家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其乐融融。战争时期的延安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从各个家庭反映出来的，是延安人紧张中的从容，是艰苦中的乐观。

    荣校政治部主任陈成矩、焉秀英夫妇，是父母窑挨窑的邻居。陈叔叔腿有点瘸，劳动是一把好手，父亲与他一块工作配合挺好。焉阿姨走过长征，湖南人，特能干，可脾气特别坏。她是荣校有名的“母老虎”。不过，她与母亲的关系不错。她的女儿云香、云珍，跟母亲和我们挺亲。

    大家说焉阿姨厉害，是她打孩子太狠。她三个女儿，不管谁有了错，她都把孩子吊起来打。因为与她家窑挨窑，所以，每次打孩子传出焉阿姨的吼骂声，和孩子们的哭声和求教声，都让母亲又气愤又心痛。因为在母亲的眼里，棍棒打不出孝子。再说了，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狠心

    母亲和她不一样，不到万不得已，她是轻易不会打自己孩子一巴掌的，更不会把打孩子当成家常便饭。父母即使打人，也是打一下。他们对孩子的爱不在嘴上，全在心里，全在他们的行动上。因为父母已经养成习惯，无论他们多么劳累，无论冬天还是夏日，总是让我们睡在一个大炕上。夜里不是给我们盖被，就是给扇凉风。别看他们在工作和劳动特别忙碌的时候，扔下孩子们不管，但决不会让我们渴着饿着。两家人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态度和做法截然不同，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两家的关系。在1947年疏散转移时，因不同的路线两家分开了。但解放后，陈叔叔还专程代表全家到北京来看望过父母。遗憾的是，他们夫妇分配在湖南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这也是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联系上的、一排窑洞唯一的一家了。

    周万成叔叔和唐照国阿姨是一对红军夫妇。他们也是父母的邻居。他们家里的孩子也比我家多得多，大女儿周荣比我大两岁，下面还有告华、明华等好几个。唐阿姨主要在家照顾孩子们，生产劳动只能靠周叔叔一个人。所以他家的条件就比较困难些。

    但周叔叔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他左臂负伤后被截肢，只有一只胳膊，是荣校管理人员中的残疾人。母亲对他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一天到晚只是默默地干活。他最过硬的工夫，是只用一只胳膊完成两肢胳膊的工作。比如扛树上山去烧炭，他的肩上总是扛着两根木头。有时是一肩扛两根，有时一肩一根。当他扛两根的时候，他不用别人帮助就能将两根树干扛上肩膀，而且还让背后的部分交叉着。这样，他不用手扶，低着头，就可以稳稳当当地走在山路上。对此，别说是我们一排窑洞的邻居，就是荣校认识，哪怕不认识，只要提起周万成，没有人不赞叹，没有人不佩服的。就连黑老金那样的大力士，都连连夸好。而周叔叔却不管别人说些什么，也不管是怎么夸赞他，他都是一个样地干活吃饭。父母亲很佩服他，总是爱说：“咱这邻居好啊。看看老周每天的劳动，咱就不能怠慢，就要好好学习他呢。”尤其是父亲，还常常与晚上到窑里来拉话的人说起他，说：“好人扛木头，一根上肩还要别人帮助。说周万成一条胳膊扛两根都不用别人帮一下，咋那么能嘛。”他们的结论是：越是有残疾的人，性子就越强。其实啊，父亲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周叔叔和唐阿姨除了忙公家的的劳动生产，也同荣校其他的家庭一样，还要开荒种菜种粮，养鸡养猪。因为只有生产搞好了才能吃穿不用愁。而他们家有四个未成年的娃娃，不管他们怎么能干，养活孩子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尽管如此，当年这个一条胳膊的残疾人，始终是拼命、实干加苦干。这样，他家的日子不但过得红红火火，还向公家交售了许多劳动成果。

    父母亲敬重周叔叔，并佩服他踏踏实实、吃苦耐劳、不计名利的革命精神。可惜，他在祖国刚刚解放的50年代初，就生病去世了。他是个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老革命！他虽然去世了，唐阿姨也去世了，但父母亲和他们结下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革命精神，却对我们后一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珍藏当年我家和周叔叔家几个孩子的照片，会时时唤起父母到这个老邻居的不尽思念，也同时让他们得到一些安慰。

    值得庆幸的是，1947年春节后拍摄的这张照片中的七个孩子，都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与硝烟中成长起来。如今，我们都有了孙男弟女，父辈的精神和情谊也都传承至今。

    战友亲，战友加邻居更亲。我母亲长征时，尽管和唐阿姨不是一个部队，但她们总归都有着共同的长征经历。所以，当1954年我和弟弟在八一学校，和他们的女儿周荣、儿子告华成为学友之后，又延续了这种革命的友情。以后虽然往来不是很多，但他们每每叫起我母亲“蒲姨”“蒲姨”的时候，感觉可亲了。我似乎感觉周荣就像我的亲姐姐。现在她年龄大了，身体多病，很少出门。但我母亲对她，以及我们相互的惦记和关切却越来越多。有时候，在电话里互致问候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聊起记忆中的童年，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顽皮和恶作剧。因为我们的童年，无论它多么艰苦、多么单调、多么清贫，但那个岁月留给我们的，却是艰苦中的快乐，是单调中的充实，是清贫中的富有。这不单纯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一排窑洞孩子们的感受，也是在延安出生的延安娃们的共同感受。

    苗玉香和贺惠恩也是一对红军夫妇。苗阿姨长征时，曾照顾过邓颖超同志。虽然那时她还是个入伍不久的小姑娘，但却很好地完成了照顾生病的邓颖超的任务。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她并没有以这段经历为荣，而是服从组织分配，到延安被服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以后因出色的工作和能干被提任厂长。1946年，她和丈夫贺惠恩调到荣校，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也表现得甚为突出。父母对这对红军夫妻也是充满了好感和尊敬。

    当母亲和他们成为邻居会（父亲已到延安抚恤委员会任职），慢慢知道苗玉香阿姨原来的丈夫叫管士全，是延安总工会主任。他们离婚后女儿小林跟苗阿姨生活，而管叔叔上了前线。当苗阿姨带着小林和贺叔叔结婚后，最怕小林受委屈。不料，贺叔叔对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非常好，好过对他和苗阿姨所生的任何一个孩子。这使父母十分感动。

    好像是1946年底，小林大概有6岁多了。突然有一天，听母亲说小林要去找爸爸，以后可能不回来了。我们听了很奇怪，其他的小伙伴也很纳闷：小林姐姐不是有爸爸了，怎么还要去找爸爸呢？没有人给我们解释，大人们甚至还嫌我们问。我、周荣、大弟弟、还有几个小孩，就跟在小林姐姐屁股后面，生怕她走了再也见不到她了。记得她还有个弟弟叫小牛儿，好像和大弟弟差不多大。他看我们总跟着小林转，也腻腻歪歪地缠着小林。

    母亲常说苗阿姨脾气好，性情温和。那天苗阿姨已经难受得不行了，给小林边收拾东西边流泪，和去她窑里的人都哽噎得说不成话。母亲和那些阿姨们就默默地帮她弄这弄那。母亲还安慰苗阿姨说：“玉香，莫难过。孩子是去找她爸爸了。”不等母亲说完，苗阿姨的一声“我舍不得”，把满屋子的人都惹流泪了。可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懂得此时大人们的心情。

    我还记得，小林走的那天，穿着苗阿姨给她改得合体的衣服，原本就很整齐的短发被梳理得服服帖帖。尤其当小林戴上灰色的小军帽时，俨然一个小女兵。虽然山上的路不好走，但是来接她的叔叔和小毛驴早已等候在窑洞前了。当骑在驴背上的小林挥手向送别的妈妈、贺爸爸及阿姨叔叔和小朋友告别时，大家都流了泪。苗阿姨哭得她胖胖的身体都有些发抖，贺叔叔拉着小林的手舍不得松开。他对即将远去的爱女千叮咛万嘱咐，还不时地给她正正帽子、理理衣服，又往小挎包塞了些吃的东西。在场的许多人，都被他们的深情所感动。小林已经走远了，我还站在送别的土包包上，还能看到毛驴背上灰色马褡子上绣的红五角星。我虽然比小林小一岁多，但也知道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