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父母回忆，他们1939年经组织批准结婚。1940年，父亲从军委驻南泥湾第四办事处生产科，母亲从清凉山印刷厂，调往关中看花宫中央卫生部工作。1941年调到驻地甘泉县下寺湾的荣校工作，父亲任总务科科长。母亲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父亲。

    荣校，全称是“延安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主要职责是管理伤残军人。王群是校长，江西人，说话虽然很难听懂，但特别能干，很有股子闯劲。父母以今后能在这样的同志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也感觉很带劲。

    父母接到通知，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关中看花宫骑了几天牲口，赶往驻地甘泉县下寺湾的荣校。

    他们到荣校一安顿下来，住在附近几个沟里的一些休养员，听说新来的总务科长是个一条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就不断有人到窑里来拉话。父母最先听到的就是告校长王群，和讲述毛主席给荣校更名字的故事。

    他们告诉父亲说：王校长这个人对待残疾休养员，就像对待正常的革命战士一样。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残疾，也不管你是几等残废，一律要参加生产劳动，要上山捡柴、扛树、烧炭；他们说校长自己没有受过伤，也不是残疾人，所以他很看不起休养员，经常是不叫人名字，而是叫缺胳膊少腿的张五、王六，让休养员们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甚至觉得很反感；还有些休养员说他对人太狠，不懂得体谅，更不懂得体贴休养员的不便和难处，甚至在生产劳动中，还有故意难为人的情况。所以有人就说他不像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倒像国民党的长官。因为他讲话难懂，又不太善于做思想工作，性情急躁，态度又生硬，所以引起众多休养员的极大不满。不少人都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也有的休养员想动手教训教训他，可是因为校长膀大腰圆，个子又高，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动手。大家聚在一块，也就是说说气话而已。但时间长了，大家见上级领导没什么反应，于是就不断有休养员骑着牲口到延安去找军委、找毛主席告状，要求撤换校长。

    过了一大阵子，又有人告诉父亲说，是毛主席把“延安荣誉残废军人学校”中“残废”两个字给去掉的，变成“延安荣誉军人学校”。毛主席这么一改，荣校的上上下下都兴奋得很。

    父母还听说，荣校早先还叫过“荣誉残废军人教养院”，也是残废同志们反感“教养院”的叫法。他们说，既然承认是荣誉军人，怎么还叫“教养院”？大家是因为打仗伤残对这里来的，又不是因为犯错误来改造的。后来，说是毛主席听到这些反映和意见后，就把“教养院”改成“教导院”。名字一经改动，这人们的心情可就又不一样了。

    父母现在又听说了，毛主席再次为“荣校”更名的故事，心里更是激动。因为他调去的时候，这里的正式名字已经是“延安荣誉军人学校”，好像让伤残休养员有点家的感觉了。虽然他看到这里条件很是艰苦，尤其居住分散得很，家家户户都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生活、生产和劳动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父亲更看到和感受到了休养员同志们的热情、干劲、乐观和自信。不光休养员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家属和娃娃也都一样。真是像大家说的一样，不少常年自卑、牢骚满腹的人，有的总想找中央、找军委、甚至想找毛主席说说的同志，现在这些都笑了，都挺起胸脯。许多休养员都说：还是毛主席了解我们，看得起我们。我们虽然不都是英雄模范，但我们都是在战争负伤致残的。我们都是有志气的人，我们都是残而不废的人。所以荣校当时千八百的休养员，一下子就都振奋起来、行动起来了。

    在日后的工作中，父母时时处在一种感动和激奋之中。亲感毛主席亲自给荣校更了名儿，给休养员正了名后，荣校的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能烧炭的烧炭，能种菜的种菜，即使双下肢被截去的，也会在自家窑洞门口，看管那些因为父母都外出劳动而留在家里的娃娃。

    父母到荣校时王群还是校长。他们听说，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加之他本人接受上级领导的批评、帮助，而且他对工作又是出了名的认真，所以没有被调离，继续当他的校长。父母一到，就感受到了王群校长的关心和热情。尤其是他的坦诚、直率和爽朗，给父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时，父母对这些都是有功之臣的休养员们的大度、宽容也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王群校长的工作，一直到1947年延安保卫战打响，转战陕北并渡过黄河向晋冀鲁豫转移，荣校的人员才相继分开，疏散转移。当大家开始分散、分头转移的时候，休养员们都对老校长充满恋恋不舍之情。

    父亲是1937年劳山事件中受伤致残的。当年他只有19岁，是个英俊干练的小伙子。父亲说，当他左腿被高位截肢成为二等甲级残疾人之后，最害怕听的就是“残废”两个字，更害怕这两个字中隐藏着的被蔑视。他说自己失去一条腿他不害怕，害怕的是那些正常人蔑视的眼光。好像人一残就废了，就必须依赖别人。他们往往看不到残疾人的自信和自尊。父亲说他特别理解这些休养员。他们只不过受伤致残，但他们并不是残废，他们没有要靠革命养活一辈子的想法。他们会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也能以自己的劳动为别人服务。他们是身残志不残。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所以父亲一直念及毛主席去掉“残废”两个字的英明。这不是名字好听不好听的问题，而是没有对这些革命同志们另眼相看。而且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不是英雄，但他们却是生产的能手和模范。他们残而不废。他们在那个艰苦年代的所作所为，值得所有的人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父亲本人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他这个左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和自强不息，和大家一样以苦为乐。在艰难的生产劳动中抛撒着热情与汗水，克服着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着一个个常人难以创造的奇迹。所以不顾伤残的父亲，以他出色的工作和生产劳动，当选1945年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因为延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结构，离它一百多里远的甘泉县下寺湾，也都是沟沟峁峁。荣校虽然是个伤残人员集中的特殊的单位，大家也只能分散开来。休养员也只能居住在山坡上、谁也不挨谁的一眼眼的窑洞里。校部、剧团、卫生所在下寺湾，一所在刘峁沟，休养院和二所在田家沟。阎家沟离下寺湾街最近，沟里依山挖的窑洞大都比较大、深。有的还有小套间。因为窑洞就着山坡挖，一排最多也就四、五眼五、六眼窑洞。窑前空场虽然挖得比较平坦，但地方很小，就是匀出点地方，还都想多种点菜呢。所谓好点的地方，都住上了残疾较重的休养员。还有些休养员，分散住在一些已想不起来名字的其他沟里。总的看来，荣校的伤残休养员、工作人员、再加上家属孩子等，虽然总共千把人。但分散的范围可是不老小的。

    下寺湾是甘泉县的一个小山村，距延安70多公里。这个小山村南边有条河，叫洛河。河虽不宽也不深，但顺着河两边或离河近的村、沟、峁生活的老乡，在“水贵如油”的陕北，起码能吃上水。小村里有一条所谓的街，没有道。街上有几家所谓的店铺。母亲回忆说有个车店，是个姓冯的老财开的；有个做衣服的裁缝店；还有个小杂货店。最负“盛名”的就数那个银店。母亲曾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一岁过生日时，父母给的一个银项圈和一副小手镯，就是在那个店里打的。银店虽然很小，但远远近近都挺有名气。那时，无论是老乡还是部队上的，劳动生产能攒点钱，大都喜欢到这个店里给老人或娃娃打个银首饰什么的。最时兴的，就是手镯和项圈。钱要是能攒多点的，就去远些的地方打个金戒指。当年的延安人把这金戒指叫做金镏子。

    在离阎家沟不远处，有座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个旧戏楼，荣校在下寺湾的院部、政治部、总务科、卫生所等，都挤在旧戏楼的几间破房房里办公。所谓换药、看病，也都是用白布帘帘隔着。就这，当年何光春医生和护士王显兰阿姨，都感觉很知足很自豪了。现还健在的谭新华阿姨，从刘峁沟搬过来后，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离旧楼不远还有个不大的土戏台。台上除了厚土什么也没有。当年一说荣校剧团要给休养员和老乡演小戏，那台上台下就都被大人娃娃站满了。你哪知道，就这，在当年的甘泉县都算是很有名声、很了不起的啦。

    而引起只有30多户人家的下寺湾人颇为自豪的是，这个小山村曾是陕甘晋省委所在地。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住了11天后，就前往下寺湾。毛主席在这里住了3天，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常务会议。毛主席“刀下留人 停止捕人”的重要指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谁也不曾料到，下寺湾这个小山村和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而今已成为人们参观革命圣地延安时，必前往瞻仰的革命遗址。

    自从“延安革命荣誉军人学校”在这里安家，下寺湾这个小村子的名声就更大了。它所以名声大了，主要因为：一、荣校职工和学员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英雄、功臣多。二、在大生产运动中，荣校这个特殊的群体，表现出部队能打硬仗的作风，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三、荣校有个剧团，虽然人数不多，没什么名家名角，也没有演过大戏，但时常在村里的土戏台上，演些传统秦腔小戏和自编的小节目，这很受当地老乡的欢迎。听说，有时还有从延安、从甘泉县骑牲口来看演出的。

    2009年9月，我和老伴前往延安寻找当年的记忆。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四位同志陪伴下，在下寺湾巧遇甘泉县县委书记刘志坚、下寺湾人大主席南梓富。二位领导同志非常热情，为给我们离开延安60多年后前来寻史提供方便，特别找来文化站长贺全军作向导。

    在我们寻史的阎家沟坡上，遇到一个76岁的老汉叫刘文富。他知道我们的来历后，热情地、神采飞扬地讲述着他记忆中的荣校、剧团、演员和当时的快乐。他还回忆起剧团有个叫李莎的，戏唱得好得很。只要有她唱，他回回都去。还有个叫杨万万的，那只要在幕后喊上一嗓子，看戏的都给他叫好呢。还有个叫刘安的娃，当年十四五岁，人聪明、戏唱得好。他是荣校一个姓何的科长的通信员。晚上只要唱戏他都上台，唱啥像啥，嗓子亮得很。

    我们几个在老汉的感染下都激动起来，不由得脱口而出：您老乡不就是当年剧团的“铁杆粉丝”吗！不料，这老乡对“铁杆粉丝”不但熟悉，而且还那么有感情。听罢我的话，竟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当时我很激动也很感慨：这山沟里的老农，和大城市和时尚真是接轨了。我想，当年这个条件简陋、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服装、道具，也没有名角的小剧团，上演的又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节目。就是这样的演员和节目，不但受到老乡的欢迎，而且留给了他们几十年的感动与记忆。而且这些演出也丰富了荣校的生活，给伤残休养员带来了快乐和欢笑。这不但成为他们战胜伤残疾病的动力，而且也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难怪呀，荣校和它的小土剧团，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如此深刻、生动、鲜明的记忆。

    刘老汉的讲述，让我难掩内心的激动。因为他提到的李莎、杨万万、刘安这三个人，正是我父母寻找了几十年的荣校老人。尤其他说的那个给何科长当通信员的刘安，1947年疏散时按上级规定被就地安置，以后再没有音信。而老人说到当年荣校总务科长何炳文，正是我的父亲。刘安就是他的通信员。他是12岁到父亲身边工作的。因为是陕北清涧人，所有的当地的民歌、快板书、说唱、秦腔、眉户等等啥都喜欢，天生是个唱戏的坯子。而且学个什么快得很，关键是戏唱得好。剧团不但喜欢他，而且需要他。所以一到晚上，他就成了剧团的人。刘老汉是他的粉丝也就不奇怪。关键是老汉的回忆，唤起我急切想得到刘安消息的愿望。真是天遂人愿，他旁边的一个老乡，居然是刘安家的邻居。刘安老夫妻虽然都已去世，但他的大儿子就住在这阎家沟。我离开延安的时候不到6周岁，而我返回延安并得到刘安及他家人消息的时候，则是62年之后。这就是我和延安的缘分，就是我们家和刘安家的缘分呀。

    父母在荣校的时候，正是全体管理人员和休养员，都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参加的大生产运动。上山伐树烧炭的，放羊、捻线、织毛衣毛袜手套的，养猪、鸡、开荒种粮种菜的，种棉花纺线织布的，脱坯烧砖、采石打窑的，干什么活儿的都有。到处呈现着一片不分男女、不分军民、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别看荣校有那么多的伤残人员和妇女娃娃，几乎都没有一个闲着的。虽然形势很好，但这些人的生产状况却太艰难了。你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你就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人世间，难道还有这样自觉自愿、热情高涨的、各种不同等级的残疾人劳动大军吗？你要知道，他们虽然缺胳膊少腿，虽然头上缠着绷带，胸膛里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子弹，但他们都在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有目共睹的是，荣校的叔叔阿姨们，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和劳动，不但解决了自己吃穿用的，还向前线支援了大量的装备、食品，甚至还动员当地老百姓输送了不少兵士、民工。

    父母亲在荣校工作生活了五年时光。荣校留给他们的，除三个可爱的儿女，就是永远铭刻在心的战友情、同志爱。这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逝的记忆。现今，收藏着的那张1945年12月，总务科全体同志欢送父亲调离荣校的合影，无时不唤起父母对荣校的深情回忆。即使在父亲去世后这40多年的时光中，母亲也曾无数次，沉浸在荣校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