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撤离延安的各路队伍中，由于母亲果断的决定，使我和弟弟得以有了一段独特的行军经历。苦是没有少吃，罪也没有少受。但这段经历，却成为我们一生的自豪。

    在延安抚恤委员会工作的父亲，在接受带领延安保小和荣校部分人员的转移任务后，不顾伤残，每天拄着双拐，忙碌着组织人员，配备牲口，准备物资，同时给随队转移的孩子们做架窝子（牲口背上的驮筐）。他无法顾及自己的家和三个孩子。所以荣校这边，他很放心有校部领导和随行的周成智、柳怀杰、王纪芝、罗亦藻、马云锋、胡科长等同志们。

    母亲很厉害，她毅然担负起转移的准备工作。一天到晚，忙活着自家和家属们的坚壁清野；帮助校领导，给无法转移出去的重伤残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做就地安排的思想工作，还帮着找可靠、合适的地方和人家。母亲忙来忙去，就是顾不上考虑我们姐弟三个。叔叔阿姨们，尤其是一排窑洞的邻居们，都为她着急。说她一个人，里里外外这么多事，又要做好这做好那，还都要抢在时间前头，怎么忙得过来呀！出发的命令一来，那三个娃娃怎么办？有的阿姨给母亲出主意，让她首先把自己家和三个孩子安排好，至于其他的事情就让组织去想办法。要不，出发的命令一到，就什么都来不及了；也有阿姨埋怨父亲，说何主任不该把家扔下不管。再说，他自己就是个需要组织关照的人。现在可好，他不但不用照顾，还领受那么重的转移任务；还有的阿姨劝说母亲，要是来不及带走孩子，或者他们有个三长两短，可是后悔一辈子的事呀！

    这些好心的叔叔阿姨们，确实是替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着想。他们也佩服父亲母亲的为人，和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他们也决不怀疑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能力。父母尤其是母亲，她何尝不知道，孩子对于这个家和她自己有多么重要。但是，这些叔叔阿姨们，毕竟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我的父母。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他们从投身革命那天起，似乎就已经没有了他们自己。母亲尤其爱说：“连人都是革命的，都是公家的，其他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先把组织交办的事和别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才会去顾及自己。在为保卫延安而暂时放弃延安的疏散转移前夕，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是那样紧迫、急促的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会首先顾及自家了。父亲在延安。他那里有一大摊急着要处理和做好的事情。荣校这边的母亲，怎么能不知道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呢？她所以在大家面前这样，就是为了不再增加同志们、战友们的压力和负担。

    其实，母亲在顾及众多事情和工作的同时，她一直想着我和两个弟弟怎么办。她心里清楚得很。不管自己多么能干，毕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况且三个孩子又都不大。她盘算的是，在完成疏散准备工作的同时，把孩子也能安排妥当。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她比谁都难。只是，她心里的这份难事，不愿意让校领导知道，更不愿意让其他同志知道，甚至她都不想让父亲知道。她怕大家知道后会有压力，会因此分心。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又是几千里的转移行军，具体路线也不清楚。母亲觉得三个孩子的安排，不能和老何商量了再作决定。只有自己想出办法决定了再吭气。

    但是，三个孩子的安排又谈何容易呀！

    母亲身边的三个孩子我最大——不到6岁；老二不到4岁；老三刚刚1岁多点，路还走不稳当。三个都带上，怎么个带法？带上三个这么小的孩子行军，怎么完成带队转移的任务？不全带上，又留下哪一个呢？别看母亲平时不太在意我们，只要渴不着、饿不着，她为生产劳动总是一走一天。有时晚上回来，发现我们中哪个有点蔫，她就多给点水，或者给个生萝卜、生蔓茎什么的让你吃。第二天早上，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扔下我们一扭头走了，一走又是一天。这回可不然，这是要向千里之外的晋察冀边区大别山转移。母亲，这时第一次感觉到孩子的重要和难舍。别看性格大大咧咧的“小钢炮”，在孩子面前，她也是有着浓浓的爱心和母性，她绝对不会随意扔下谁不管。三个孩子都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扔下谁她都心痛哪。当然，考虑和决定的前提，是首先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把大家的事情安顿妥当。

    最初，母亲想把老三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因为在下寺湾生活劳动时间长，和周边老乡十分熟悉信任，给孩子找个可靠又合适的人家并不困难，她和父亲都能放心。可是，母亲觉着孩子还没断奶，有点小，话还说不利落，路还走不稳当。留下来必然会增加老乡很多负担，孩子也受罪。再说，自己心里多少有点舍不得。老二呢，从小就有气死病，一哭就断气，半天缓不过来。有时，不得不用辫好的艾叶卷点燃灸的办法，他才能醒过来。可怜他那么小，大腿上就有好几块被灸的疤。有气死病的孩子可不能寄养在老乡家。即使找的老乡不嫌弃，那孩子也生死难免。看来，就只有在老大我的身上打主意想办法了。

    别看我当时不到6岁，可聪明懂事，认字、能唱会跳，是荣校的小名人儿，大家都喜欢我。如果说把我留下寄养在老乡家，别说父母了，就是知道的叔叔阿姨也不会同意。怎么办？母亲难，父亲难，帮着出主意的叔叔阿姨们也都觉得难。

    就在大家关于我是留下还是带走难以定论的时候，母亲做出“带走”的果断决定。母亲所说的“带走”，是带着我跟着队伍徒步行军。尽管是转移行军，遇敌打仗也会是常事。队伍里夹着个娃娃，这算怎么回事嘛！

    父亲知道，一些了解母亲的人也知道：一旦她决定的事，没有特殊情况，她是不可能改变的。父亲很认同母亲的决定。他说这样很好，很符合战时的情况。父亲还说，疏散转移战况紧张，人力牲畜紧张。多一个人，多一匹牲口，都是对延安保卫战的有力支持。这种时候，是不可能为了自己孩子，去增加组织、人力、物力的负担，更不可能派专人照顾孩子坐架窝子走！为了使我不受到他人的特殊照顾，父母同时决定：报请组织批准，将我的保育费改为战士待遇，纳入战士编制，编入战士队伍，跟着队伍徒步行军。

    编入战士队伍的我，没有毛驴骑，也没有架窝子坐了，要与战士一样，靠着双脚走天下。父母只考虑怎么给组织减轻负担，怎么不增加行军的负担，就没有考虑我当时还是不到6岁的娃娃，跟着队伍徒步千里行军会遇到多少困难，会发生多少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知道这个决定的不少叔叔阿姨，都极力劝说母亲不能这么办。他们说孩子小，路途艰难，还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的辗转行军才能达到目的地。但是，无论战友们、同事们怎样劝说，母亲丝毫不为所动。再说，组织上已经批准了，将我纳入行军部队的编制，还通知母亲赶快去给我领衣服回来改。为此，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因为，我不会被父母留下寄养在老乡家里了，我可以和两个弟弟一起在父母身边；我是个小兵，可以和队伍一起出发了。

    就这样，6岁的我，成为父母带领转移队伍中最小的战士。现捐赠给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三张老照片中，有一张就是出发前夕，同住一排窑洞的周荣、保安和我及两个弟弟在分别前的合影。虽然我们都土里土气的，但看得出来，我那身改过的“军装”和腰里拴着的带子，也透着战士的神气。还有一张，是转移到山西境内的桥头镇，队伍准备整休两天，父亲特把我找回来照了一张全家福。看过照片的人都能感觉到，经过战争环境的孩子，他们尽早地脱去了稚嫩、稚气和娇柔。取而代之的，是过早的成熟和老到。这，本不该是他们过早该有的。

    既然两个弟弟都要带上，怎么带？他们两个不可能单独坐一个架窝子。因为父母知道，战争时期，牲口是极其重要的运输、交通工具，任何人不可随意占用。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特殊。所以，母亲做了一个大胆而令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即背着小弟弟走。母亲还对父亲和叔叔阿姨们说，光脚板、穿草鞋、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军锅走过了雪山草地。现在装备好得多了，背个娃娃行军能算什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