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结束后，我即回山东纵队，任纵队参谋长。一九四二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我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不久，为统一胶东地区各部指挥，决定成立胶东军区。我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我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全面负责一个地区的军事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刚刚走马上任，敌在大战犯冈村宁次的亲自策划下，发起了“拉网合围”的冬季大“扫荡”。这次“扫荡”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手段之毒，均为过去少见。两万日伪军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无村不搜，无山不梳，无林不篦；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清山洞，无所不用其极。

    斗争残酷，方显战士本色。我们利用人亲地熟，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网。抄敌后，袭据点，破公路，断交通，夺粮草，烧仓库，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年底收兵加窜。

    此后，敌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对我实行“蚕食”、“囚笼”政策，频频占地掠边，加强伪化活动。胶东投降派坐收渔利，乘势扩张，内外夹击我军。

    寇能往，我亦能往。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采用“翻边战术”，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反磨擦，变守为攻，主动出击。仅一九四三年一年，作战达九百七十五次，占敌据点二十余处，歼敌一万多人。敌之封锁蚕食阴谋，被我打得稀烂。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胶东部队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一个月中，克水道，收文登，占荣城，带威海，横扫敌据点一百三十余处，歼日伪军五千余人。威震胶东，称雄四海（胶东的东海、南海、西海、北每四个专区）。胶东这把刺刀，越磨越利，越战越坚！

    在胶东，赵保原为大小投降派之首。此人出身土匪，反复无常，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公开投敌，随日晕入胶东后，一度“反正”。羽翼丰满之后，他毁弃抗日招牌，再次充当日军鹰犬，鱼肉百姓，祸害百姓，祸害胶东，顽固与我为敌。几年来，该敌虽遭我军多次打击，但均未能全歼其主力，捣毁其老巢，仍为山东全境最大的汉奸武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讨伐赵保原，势在必行。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定下早打、快打、狠打之决策，发起讨赵战役。三月十一日至十九日是，我军首克万第，再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大获全胜。战斗中，赵保原漏网而逃，一九四六年被我击毙于胶县，枭首示众。中国用句老话：报应之来，迟早不爽。此语颇有见地。

    回顾在胶东的斗争，深感“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群众，我军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根本不能生存。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郞。无论是在鄂豫皖，在川陕，还是胶东，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当向导、递情报、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运给养，贡献最大，牺牲最大。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的史家、作家们大书特书。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中日两国也已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但是，历无情，需引为鉴；旧恶可不计，温故重当今。我们希望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睦邻相处，子子孙孙好相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容逆转。

五

    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就有人下山来摘桃子了。在这中国革命的又一重要转折关头，作为军人需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暴力是为政治服务的，该争就争，该夺就夺，在原则问题上无客气可言。当时，我正在山东军区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立即带领在校学习的胶东干部返回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放手在反攻，解放了除青岛、即墨外的胶东全境，使八年抗战的成果握在了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