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官好当，兵难带，我看是官难当，兵好带，难还是难在干部。过去我们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兵好兵孬看干部。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的战斗作风，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靠好指挥员带也来的。现在，部队的成分有了变化，学生兵多了，文化水平高了，如何在和平环境中带出过硬的队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干部重视和研究的课题。部队是要打仗的，军人既要流汗又要流血，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二

    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遣嫡系，纠集重兵，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而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张国焘，沉湎于已得胜利，盲目轻敌，不作准备，指手画脚瞎指挥。在其命令下，我团随全理由再出京汉线，攻打鸡公山，两次围麻城，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四处出击，车殆马烦，连续作战达数月之久。当敌情日益严重时，张国焘又慌了手脚步，战略方针连连出错，以我疲劳之师仓猝就精锐之敌。我军虽经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河口等浴血苦战，予敌沉重打击，但终未能够打破“围剿”，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仍觉心有余悻。鄂豫皖斗争的失败，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张国焘难逃历史责任。我以为，作为一个地区的高级领导者，万万不能只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张国焘只见局部小胜，不察全局安危，根本不懂得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顺利时冒险，被动时失措，紧急时拼命，退却时逃跑。我军受如此机会主义者的严重干扰，岂有不挫之理。

    一九三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我们出湖北，过河南，入陕西，抵四川；两次越秦山，破冰涉汉水冒雪翻巴山。我团时而前锋，时而后卫。一路上，草行露宿，荆棘载途，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加上敌人对我围追堵击，险情迭出，方面军数次身陷绝境。在徐向前等同志领导之下，全军上下患难同心，英勇奋战，终究摆脱重围，化险为夷，为以后的斗争保存了一万五千人的战斗骨干。

    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大流动”，备感根据地重要。西征以来，部队犹如龙困沙滩，虎落平阳，受尽了窝囊气，打够了被动仗。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的切肤之痛就在于此。

    四川人民饱受军阀欺凌，迫切要求革命，只要有火种，遍地干柴就会燃起燎原烈火。早在一九二六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我军抵达以后，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四川军阀们正在成都、内江一带混战。方面军总部审时度势，顺应军心民情，作出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政策。从此，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发展壮大的新阶段。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我军迅速占领通、南、巴，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在川北站稳了脚跟。这年七月，部队扩大了，我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我任在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接下去，打仪陇，打南部，打营山，打宣汉，过关斩将，连克数城。短短两个半月，我方面军各部共歼敌两万，缴枪万余，根据地得到猛烈扩张，方面军也发展到八万余人，形成了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带的兵多了，打的仗大了，对指挥员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战中，我逐步跳出了猛打猛冲的小圈子，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提高自己带兵打仗的本领。只有把局部与全局、战术与战略、目前与将来紧密联系起来的指挥员，方可堪称大智大勇，鲁莽的军事家是不足仿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