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了侵化战争。

    七月八日，我党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红四方面军大部编入一二九师。我先在抗大任校务部副部长，后随朱总司令上了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晋冀两省的大部分城市。我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利用太行山，五台山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四出游击，陆续收复了被敌占领的十几个城镇，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同年十二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一二九师师直和三八六旅等进军冀南，我当时在三八六旅任副族长。

    由阶级斗争上升为民族斗争，是一个重大转折，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新的考验。当时，有些人只闻日军长驱直入，不见抗日烈火燎原，终日长吁短叹，说什么日军“不可战胜”；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不抗日，还到处制造磨擦。对此，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火。过去，我们打过地主武装，打过红枪会、大刀会，打过土匪、流寇、散兵，打过杂牌部队，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得出了一条经验：仗靠人打，路靠人走。侵略军为不义之师，我就不信什么“不可战胜”！

    一九三九年初，日军纠集三万多人，分兵十一路，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杀我平民，烧我村庄，奸我姐妹，毁我家园，无恶不作，暴戾恣睢。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挫敌凶焰，陈赓旅长和我们分析了敌人的骄傲情绪和逢挫必要报复的规律，决定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调敌就范，诱伏日军。二月七、八、九三日，我旅以一部连袭威县、曲周等城，致使敌恼羞成怒，组在快速部队，由一个大队长带队，向我“扫荡”而来。十日中午，日军果然中我圈套，全部进入我旅预设阵地的香城固一带。我们立即于四面发起攻击，前后仅八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擒八人，缴获其全部装备。这一仗，大长我志气，大灭敌威风，戳穿了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使那些摇头的、叹气的、说风凉话的人瞠目结舌。

    面对强敌，首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一抓住战机，就狠狠敲他一下，猛打善打，打则必胜，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以后再交手，敌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怯。世上没有打不得的兵，只有打不得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反之，你越避他，他越猖狂。如果我们顶不住，不敢打，不敢拼，遇敌绕着走，不要几回，本来硬的部队就会变软，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香城固一战的意义和影响，大部在此。

    一九三九年秋，我调华北学校学习。不久，赴山东任山东纵队三旅旅长，同日伪顽战斗在渤海之滨，战斗在黄河入海处，战斗在清河两岸。

    一九四一年春，我奉命带清河分区独立团至胶东，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胶东第五旅和第五支队，组织反投降派的斗争。

    胶东的投降派、顽固派，有大小二三十个司令，共约五万人。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山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后来，居然一手拿着太阳旗，一手拿着青天白日旗，公开组织“反八联军”，勾结日伪残害百姓，对我实行军事进攻。对这些人死心踏地的投降派，不打不足以克服缺陷危机，不打不能使我军全力对日作战，不打不利于抗日形势的顺利发展。此役我从胶东的牙山打起，而后居高临下向南横扫。在五个月中，接连打跨蔡晋康、苗占魁、秦玉堂、郑维屏、安庭赓、赵汉卿、陈煜等十多个投降派“司令”，使胶东抗日斗争的形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