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告诉我们，兵无常势，战无定规。拘泥于“老套套”，满足于老经验，不足为取。在鄂豫皖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常常以进攻为主，在进攻中求发展。到川陕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四川军阀部队众多，地形熟悉。虽说彼此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反共上却是一致的。我军新来乍到，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终不像在鄂豫皖那样，土生土长，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这些不同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如果我们只知主动出击，不知积极防御，势必要吃亏碰壁。

    反三路围攻时，方面军察情观态，提出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强我弱、优劣悬殊之时，先避不利决战，保存军力，疲惫敌人；拖到敌竭我盈，即集中主力，进行有利决战，毕全功于一役。此举经实战检验，颇见成效。其实，道理很简单。打人时，拳头直来直去，总不如收回再出有力。在后来的反六路围攻中，“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日臻完善，在我军的战略战术经典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川大军阀刘湘秉蒋介石旨意，空全省之兵，集结二十余万人马，分兵六路，对我发动了长达十一个月的大规模围攻。方面军不为敌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前所未有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避其锐气，击其疲惫，有顶有放，先防后攻，最后大获全胜。当时，我率九军二十五师，坚守万源以南的大面山阵地。刘湘在这里掏出了积蓄二十年的老本，集中精华，孤注一掷，以求一逞。我们的兄弟部队一道，抱着横竖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志，凭险固守，浴血苦战，先后顶住了数万敌军的轮番进攻。待敌再而衰，三而竭，我军立即转入“最精彩、最活跃”的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麻之捷，横扫了四川六路军阀。

    就我参加过的坚守防御而言，大面山一战，规模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前些日子，我到了川北的通南巴和其他几个县。虽然河山已改，面目一新，但当年的战场依稀可辨，战斗情景又历历在目。站在今天看昨天，是有不少经验体会值得总结的。

    坚守防御，重在一个守字。守住一点不走，这是敌人是头痛的。部队特别是干部，首先要有寸土不让拼命顶的决心和人在阵地在、绝不后退一步的气魄。在紧要关头要咬住牙，我困难，敌人更困难，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之中。

    大面山打得好，还因为部队觉悟高，纪律严，士气旺，作风硬。那时，我们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人人眼睛都朝前看，向冲在前面的同志看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不消灭敌人不回头。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我调至四军任军长。然后，部队北进陕南，攻克宁强县，占领阳平关，进逼汉中城。接下去又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打得四川大小军阀焦头烂额，防不胜防。记得那时有首歌：

    “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

    这首歌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杨森（羊子）、田颂尧（冬瓜）、邓锡侯（猴子）、李家钰（矮子），刘湘等人的窘丑容，至今想来，仍然忍俊不禁。

    张国焘这人很“特别”，我们明明胜利了，他却看成是失败。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他认为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红军待不下去了，说什么：“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并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他在后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自行由东到西收摊子，把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一锅端到嘉陵江西。我们为之奋斗两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其轻易葬送了。我军又陷进退失据的困境，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