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我们四军出击荥经,薛岳打来了。在如何据峡口御敌的问题上,我同方面军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摆一个团就够了。我感到兵力不够,再三力辩,未被采纳,只好服从。战斗打响后,薛岳集中了九个团,把我们这个团打垮了。
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绝无仅有的耻辱。给我震动极大,教训甚深。祸莫大于轻敌。峡口失利,正是那种大少爷指挥作风所致的恶果。多少年来,我每每告诫自己,任何作战决心都要先思后至,防患未然,万万不能独尊自大,一厢情愿。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对指挥正确是否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不打刚已,既打刚要力争全胜。谁打了败仗,还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自尉,谁就是最没出息的指挥员。
南下碰壁后,张国焘仍不思悔改,执意要我军拉向甘、青、新等边陲地区。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部队向西康进发,连接翻越夹金、党岭两座雪山。接着,连克道孚、炉霍、瞻化,占领西康东北重镇甘孜。而后,我入甘孜红军大学集训。结业后,就任刚刚组建的骑兵部队司令。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友、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其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过草地。我们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担负着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动土司武装,打国民党骑兵。打来打去,三千多骑兵,打到甘南的渭县只剩下二百多人。
长征中,我们三过草地,数攀雪山,战斗频繁,衣单粮缺,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全军上下,情若兄弟,分甘共苦,毫无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饭就分着吃,有烟就轮着抽。没有人因为没有提干,没有入党,哭鼻子,闹意见。长征使我体会到,作为带兵的人,越是条件艰苦,越是爱护部队。团结出战斗力,哪个部队尊干爱民蔚然成风,哪个部队就是一个铁拳。不爱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爱兵根本不配当将军。
长征还告诉我们,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革命就发民,就胜利。反之,就会在黑暗中迷途,摔跤。红四方面军几经曲折,最后才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到过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声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主席对我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敬意。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时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而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地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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