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 战 津 门
新保安、张家口战役的胜利,给傅作义以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掉了自己的王牌部队,而且断了西逃之路。西逃已不可能,但他们仍有会合天津部队沿津浦、平汉铁路南逃的可能。另外,塘沽的蒋军从海上逃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因此,中央决定:下一步行动是围歼津、塘之敌,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蒋军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
中央本拟首先攻歼塘沽守军,但因塘洁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和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方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且侯镜如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对战役影响已经不大。因此,中央又改变了预定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天津,只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塘沽。这时,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正在休整中,依照中央军委改编命令,1949年初开始使用新的番号,原华北第二兵团改称第十九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飓任参谋长。原第三兵团改称第二十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第一兵团改称第十八兵团,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陈漫远任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根据平津指挥部的命令,第二十兵团由张家口地区出发向北平孙河镇地区集结。第十九兵团由新保安地区向北平沙河镇集结。天津位于海河岸边,人口200万人,是华北第一大商埠。此时的天津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碉堡,筑有各种大型钢骨水泥碉堡300余座,环市挖一条长45公里、宽10米、深3一4米,水深1.5一2米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布雷区,河内侧筑有高6米土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30米筑碉堡一座。国民党在此驻有两个整军10余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亲信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总揽天津防务。陈长捷曾当面向傅作义夸下海口,天津的城防不比长春差,起码能守半年。为了使天津的工商业免遭破坏和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炮火之灾,1月6日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名义致函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能这样做,就对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就能原谅他们过去的罪恶,不把他们当战犯和俘虏看待,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和个人行动自由。信中最后提出,希望他们在我总攻击未发动之前,迅速派代表来商谈。陈长捷想拖延时间,探听我军虚实,摸清我攻城的准备,于1月10日、11日,两次派出一伙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伪参议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出城与我谈判。他们毫无谈判诚意。刘亚楼一眼就看穿敌人的花招,便将计就计,故意把接见他们的地址放在城北,让他们产生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错觉。刘亚楼要代表们转告陈长捷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并限令在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我军将于1月14日发起总攻!
为了迷惑敌人,事后又使用重炮向天津北部进行试射。果然,陈长捷误认为我军攻城指挥所设在城北,主攻方向也在城北面,就急急忙忙把他的主力第一五一师从城中心区调到市北边加强防御。
12日、13日,陈长捷拒不答复和平条件。
14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陈长捷这才领教了“共军”炮火的威力。无数炮弹倾泻在明碉暗堡上。预定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石、泥土飞上半空。敌人炮火也被我军炮火压制住,全都变成了哑已。两架敌机刚飞;临我阵地上空,就被我高射炮一阵急射打了下来。随后,我尖刀连上去了!我们的几辆坦克也嘎嘎地吼叫着,从阵地纵深冲到护城河边。护城河的冰面虽然被炮弹炸开大大小小的窟窿,却冻得很结实。战士们绕过或跳过去。他们有的失脚落在冰窟窿里,有的陷在雪堆烂泥里,但是仍不顾浑身湿淋冰冷,爬起来又飞奔向前。他们有的剪开了残存的铁丝网;有的爬上了敌人的碉堡。一纵两个尖刀连的战士们,一齐拥向突破口,把红旗插在了高楼上。
各部队一齐向天津市区猛攻。城西两个纵队,城东两个纵队,象4只铁拳,两面夹击,使敌人无法招架,首尾难顾。各个突破口展开了恶战。我军指战员在突破口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市区敌人出动了坦克,被我们的反坦克炮顶回去了。突破口堆积着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枪支,各先头团在连续击退敌人的反击后。以迁回、包围的动作,顺大街小巷向纵深发展。
1948年1月初,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余涤清,奉命到泊镇城工部。刘仁按聂荣臻的指示,要余涤清立即把傅冬菊派到傅作义身边,以加强对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就读,表现进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毕业后,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当刘仁提出傅冬菊入党的问题时,余涤清表示:她提出入党的要求很久了,如让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刘仁表示同意。之后,把傅冬菊调到北平,余涤清委托学委委员王汉斌,发展傅冬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冬菊回到北平,住进了傅作义的总部中南海。平日里,她除以父女之情晓以大义外,还将她能接触到的情况包括她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隔一天向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汇报一次,再由崔通过地下电台发向中共平津前线司令部。 傅作义对女儿突然出现在身边,十分惊奇:“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作义开门见山地问。“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作义知道指挥平津地下党的是聂荣臻创建并领导的晋察冀城工部。女儿既是北平地下党的党员,最多是受聂荣臻的委派;而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作风使他认为,只有与对方最高领导人打交道才不失自己的身份。傅冬菊深知其父心理,脱口而出: “毛泽东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傅作义听罢,顾虑重重地点了点头。
傅冬菊及时报告的情况,使我军对敌方最高指挥官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组织依靠3000多党员,5000民青、民联盟员,联系数万革命群众,广泛开展了要求和平解放北平的群众运动,新华门前的游行队伍天天不断;大学教授及知名人士,也都行动起来,奔走呼号,直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
余涤清回北平后,立即召集各区地下党负责人传达刘仁指示,成立了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由余涤清负责。同时,还确定各区成立分指挥部,并研究了武装解放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防特、防火、护厂、护店、给攻城的部队带路以及搜集各种军事设施的情报,等等。然而,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是极为艰难而又曲折的。傅作义对亲信说,如果他走和谈这条路,将冒3个死。一是被蒋介石处死,二是被部属打死,三是被共产党作战犯处死。1948年秋,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开始后,蒋介石坐镇北平。此时,傅作义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有预感,曾对几个亲信流露出“罢战求和”的思想。但他清楚,要使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和”成为事实,将面临许多困难和诸多阻力。他顾虑重重。在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傅作义先任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勘乱”、“剿共”政策,率领自己的部队进攻华北解放区。1946年10月,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把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进攻推上巅峰。若与共产党和谈,他们能原谅他吗?共产党会不会以战争罪来处置他?
傅作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创下了累累“战绩”,颇受蒋的赏识、重用。如果自己背着蒋介石同共产党和谈,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是被“中央军”打死,也会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暗杀。
再说,多年来,傅作义给自己的部属灌输的是反共思想,如果自己来个大转弯,同共产党讲和,部属们弄不好也会开枪打死自己的。但是,此时的傅作义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信心。国民党依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在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蒋介石居然为宋美龄、孔令侃囤积居奇、扰乱金融的丑闻亲自飞往上海庇护。国民党已不得人心。傅作义内心矛盾重重。是打下去还是举起和平的旗帜呢?他反复思考之后,决定实行打谈结合的两手策略。傅作义首次派人出城谋求和谈的时间是1948年12月4日。此次行动十分机密。从酝酿到行动,只有傅作义和他的心腹王克俊、李腾九3个人知道。
12月12日,傅作义把李腾九找到办公室,了解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最新情况。
不久,李腾九就领着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来见傅作义。
李炳泉知道,既然傅作义肯见自己,说明他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对和谈心有向往。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知傅作义,他是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而来并欢迎傅作义先生做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他对傅作义询问能否由他的代表与李一起到解放区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傅作义很快就与王克俊、李腾九商定,由《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为和谈代表,加上随员、译电员和司机共4人组成和谈小组。
14日,和谈小组及李炳泉一行5人乘坐吉普车,由王克俊、李腾九把他们从傅系部队孙英年的防地送出城外,驶往河北平山。
和谈小组出发后,傅作义让李腾九假装生病,携带电台住进医院,与各方隔绝,专门同崔、李所携电台联络。
然而,沿途到处是哨兵,处处受阻拦,汽车开到啄县境内时,被当地解放军拦截,后经过商量及请示,才让他们去蓟县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结果,他们还没到平山就只得折回北平。
12月15日晨,王克俊亲自乘车来到西直门外,将崔、李送上汽车,并祝愿他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
和谈小组的汽车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驻地受到阻拦。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腆接待了崔载之与李炳泉。崔、李以急切的心情告诉两位将军,傅作义急于要与解放军和谈,希望他们放行。贺、陈当即将此情况电话告知平津前线司令部。前线司令部接到电话,一面转报中央军委,一面电令十一纵队派人护送崔、李到司令部来。
崔载之、李炳泉到达前线司令指挥部后,罗荣桓政委让参谋处长苏静负责。为了不暴露前线司令部的位置,会面地点选在附近的蓟县八里庄村西头的一座房子里。
16日下午,苏静和傅方代表进行了初步接触、交谈。这不是正式谈判,双方都在试探,需要摸底。
19日,刘亚楼参谋长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进行了交谈,刘亚楼说明了全国形势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图,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傅作义提出的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主张;只能给傅作义留两个军;傅作义必须把蒋系部队的军师级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
崔载之对此没有表态,只是转达了傅作义的一些想法:
(一)傅对谈判很重视,早有考虑,确有诚意。但也有顾虑,他要求在绝对保密中进行,以不使“中统”、“军统”特务闻讯进行干扰破坏。
(二)傅要求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这样他可以得到蒋介石的一些飞机。
(三)傅还希望解放军放回被围困在新保安的傅第三十五军,以加强在北平城内的军事力量,制约城内的蒋系军队,必要时,可搀杂解放军一块进城。
(四)傅提出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尔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
双方的条件距离很大,谈判搁浅。
崔载之用电台向傅作义报告了中共方面的要求。傅作义回电: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我的部队多几十借,逮捕蒋系军师两级军官没有把握,实行此方案困难。别的傅作义未作答复。
随着傅作义的命根子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战死,形势急转直下。崔载之给傅作义连发几个电报,劝傅要考虑解放军的条件,放下武器。
12月23日,崔载之从电台中收到傅作义要他转致毛泽东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面和平统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和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清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商谈解决。在此转因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同日,前线司令部将此电文发给在西柏坡的毛泽东。
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名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被列在其中。在宣布战犯的同时,中共还发表了一篇短文,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傅作义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时候把他置于这样的地位?他对其同僚们感叹:“这样做不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干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
次日,他叫李腾九发急电,命崔载之立即返回北平。电文内容如下:
“总座能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 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
苏静得知此讯,即刻把情况报告给前线司令部,司令部立即以林彪名义同时发出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苏静的“望嘱傅之代表稍待,然后再返北平。”
另一电发给中央军委:
“傅之来电转上,该电似非真意,似另有企图,我们拟准其回去,并告以傅作义战犯,现如能下令缴械,则对其本人及其部属可以优待,军委有何指示,盼复之。”
一切还未来得及,崔载之就走了。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仍留在八里庄。
这次和谈没有成果,只能算是一次接触,彼此对对方的要求和意图,有了一些了解。
1949年1月6日上午8时许,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出西直门。车上坐的是傅作义派出与解放军和谈的代表,一个叫张东苏,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华北地区负责人;而被称作主任的叫周北峰,傅作义的少将处长,是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周、张2人是傅作义第二次派出的和谈代表。
经过一段行程,只见前面不远有一座石桥,石桥上站着六七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周北峰立即从皮包里取出一面小白旗,这是临行前,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特意交代的联络工具。
周北峰、张东苏走到战士跟前,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说:“跟我来!”
他们很快走进一个大镇子,周北峰认出这是海淀镇。两个人被带到镇西南角的大屋子里,一个解放军干部出面接待了他们。
之后,他们又回到了西山脚下的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军兵团司令部。
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本来准备请你们今天从海淀去平津前线总部的,可时间已经不早了,还要绕道西山脚下,路也不大好走,今天就请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上路,下午即可到总部。
张东称、周北峰表示同意,在西山脚下住了一晚。次日早饭后,便与程子华握别,下午4点到了蓟县东南的八里庄。
李炳泉这时以中共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待了他们。聂荣臻也特地从平津前线司令部乘车前来欢迎。
谈判前夕,中共中央、毛泽东又电示平津前线指挥部,再次明确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兔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饭后,聂荣臻向张、周讲了全国及平津前线的形势。张东荪因年事已高提前休息了,周北峰与聂荣臻进行了单独交谈。
谈话中,周北峰看出中共对傅作义仍有些不信任,便态度诚恳地解释道:“这次傅先生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事情,这是一条别元选择的唯一道路了。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有些周折。”并说:“傅先生也还有不少顾虑,希我们谈得具体些才好。”
次日上午,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前往张东荪、周北峰的住处,开始正式会谈。
周北峰说:“昨天夜间,我已给傅先生去了电报,告知我们已顺利到达,今天将正式商谈。复电报简单,只有‘谈后即报’四个字。”
林彪提出,请周先生再告傅作义将军,希望他这次下定决心,放下武器,接受和平解决,才有光明的出路。他表示,所有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他管辖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取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将军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及其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对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接着,聂荣臻着重讲了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初次会谈后,林彪、聂荣臻叮嘱张、周两位先生多住几天,劳逸结合,过两天再谈。
对这次会谈的情况,周北峰及时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复电希望谈得再具体些。两天后的晚上,林彪、聂荣臻又来到张、周住处,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内容是:如何改编,使傅作义总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所属地方如何解放区化,行政机关如何改组,军政人员如何安排,如何使他们都能很好地为革命工作,等等。
周北峰详细谈了傅作义的有关意见,他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时带了个草拟的意见: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新保安、怀来、张家口作战俘虏的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对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傅先生所属的军队、行政及文教等人员都予安排,给以生活出路。傅先生说,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跟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地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罪行,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不要追究了!
林彪回答说,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前天已经说过,现在我再简单地复述一遍:对在新保安、怀来、张家口战役中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不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既往不咎”。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要发给资遣费及证明书,还乡后也不会受地方政府歧视。至于傅作义将军,不但不作战犯对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以一定的地位,请他放心。
1月10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刘亚楼先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具体商谈了傅作义所指挥的几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置问题,双方代表达成共识。最后,由刘亚楼负责整理出《会议纪要》,一式两份。双方代表均表示认可。其中在“附记”里规定:各项条款务必在14日午夜前做出答复。张东称自认为是民盟成员,只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因此,只有周北峰以傅作义方面的代表身份,在“纪要”上签名。
这次会议,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林彪兴致勃勃地想送点纪念品给周北峰、张东称。聂荣臻提议送战利品。苏静突然想起锦州战役时缴获的高筒皮靴,便送给两位和平使者每人1双以作纪念。
周北峰一返回北平,就去中南海傅作义处,向他详细汇报。傅作义看完《会议纪要》后,摇着头认为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周北峰提醒道:“这个文件是我们会谈后归纳整理的,改变各项必须在1月14日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有意拖延,遂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继续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一面下令攻击天津。这时,北平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向傅作义进言走和平道路。比如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多次向傅陈说南下西去均不可为,劝其倡和平、顺民意,效仿“商汤放拮,武王伐纣”的故事,及早脱离蒋介石,“万不可把文化古都毁在你手里”。又如徐悲鸿,杨人楩相等人向傅进言,战则败,和则安,北平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对此义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同时,蒋介石发现傅作义与我谈判的行动,先后派特务头子郑介民和其次子蒋纬国等人到北平进行阻挠,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并发给傅一等“卿云”勋章拉拢傅南逃,又指令特务抓捕地下党领导人,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炸伤),以示恫吓。何去何从,傅作义必须迅速作出抉择。
1月14日,傅方和谈代表再次出城。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及邓宝珊一名随从,共4人组成。此次由王克俊亲自把他们从德胜门送出城外,然后他们骑马到解放军联络站,再转道去平津前线指挥部。
邓宝珊乃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他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在关键时刻,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以至毛泽东多年来有频繁交往。早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几次与邓长谈,彼此关系很好。
傅作义刚把他的和谈代表派出,就收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已于上午10点向天津发起总攻。
傅作义给陈长捷的命令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
其实中共方面原来也希望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军在发动总攻前致信陈长捷,要求天津守军“和平放下武器。”那封信的副本就放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我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 彪
罗荣桓
傅作义又让参谋长李世杰向陈长捷传达命令:“坚决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至交好友,他当然明白所谓“就有办法”,就是把天津当做向中共和谈时讨价还价的筹码。陈长捷自恃天津守备工事坚固,支撑些时日应当无问题,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
邓宝珊一行先来到通县的解放军前线总部。大约一个小时后到达通县以西五里地的五里桥村。这里距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所在地的宋庄只有五里。汽车开进一座宽敞的大院,邓宝珊、周北峰下了车,看见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已经站在大门外迎候。
大家握手问候完毕,中共将领决定休息一夜再说,而周北峰却说:“不累,不累,我们还是现在就谈吧?”
于是,在周北峰的要求下,双方立即开始了会谈。
因要等傅作义回电,14日下午的会谈中断了。
当夜,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内的傅作义彻夜未眠。他给周北峰的回电仍是那句话:“请和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战报不断传来。刘亚楼指挥下的四野部队,只用40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战斗很快发展到市区。到傍晚时分,天津守军被截成数段,彼此不能相顾,陈长捷不断告急,天津已守不住了,而傅作义仍处在矛盾中。
傅作义的矛盾在于,他想和,却又想为他自己、为追随他多年的部属争取一个更好的出路,为此他要迫使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让步。长捷见大势已去,把林伟涛、刘云瀚、杜建时几位高级军官召集到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做最后会商。4个人一致同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杜建时于深夜邀请天津工业界知名人士李烛尘、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商议写了一份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由杨亦周在电台广播。
当这个“和平宣言”在战火纷飞的城市上空响起时,已是15日凌晨。解放军正在扫荡残敌,战斗接近尾声。
就在海河两岸的枪炮声渐渐平息的时候,后来在历史上著名的“通县谈判”正式开始了。
16日上午9时,几辆吉普车停在邓宝珊、周北峰的下榻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以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苏静、华北军区作战处处长唐永健依次而入。邓宝珊、周北峰与中共将领一一握手。周北峰等人注意到,挂在中共将领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少了,会议室的气氛比往日凝重了许多。
上午的谈判,双方进行意向性的发言。林彪复述了中共对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政策,但措辞较以前严厉:“我们希望傅作义先生真正拿出和平的诚意。可以坦率他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聂荣臻最后发言说:“我们双方立场基本一致,下午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了。”
双方没有异议。
下午继续谈判,对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与具体办法,以及“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安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一直进行到深夜,整理归纳出十项条款。周北峰认为,这些条款傅作义是能够接受的,原先他还担心中共会因天津战役而抬高要价,看来他多心了。一块石头落地,他变得轻松起来。
经过双方和谈代表的通力协作,协议终于在1949年1月19日达成,具体协议共18条。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苏静,傅作义方面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协议》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双方休战。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
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
4、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而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5、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管理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予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6、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7、北平行政之所有中央、地方在乎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8、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9、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10、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所图,从事破坏有确凿证明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11、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12、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13、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战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管后一律释放(中下军官可随时释放)。
14、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伤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办理。
15、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16、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8、人民各安生从业,匆相惊扰。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 静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 崔载之
随后,苏静又将上述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写成14条要点,电报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首长。林、罗、聂立即将苏静的电报及对14条的有关意见,电报请示中央军委和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中央军委于1月21日凌晨复电,同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同日,林、罗、聂联名给苏静发出指示信,就14条要点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同意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过渡期间的军政事宜。此机构由7人组成,我方为主任,傅方为副主任;我方4人,傅方3人;我方以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参加;傅方之3人由傅指定。德胜门外由杨得志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西直门外由程子华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一切干部必须在经过我们同意及任命的原则下,同意来电所提意见。联合办事处系临时性质,接收完毕后,就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邮电不停,由我们派军事代表检查,各种报纸仍可继续刊出,但同时须重新登记审查。
至此,中共方面已经正式批准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1月21日当天,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傅作义交国民党北平中央通讯社向国内外公开发表。次日,新闻界及各报纸纷纷发表了傅作义的文告及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条文。国民党中央社也发表了傅的文告。22日,北平《平民日报》刊登了和平协议的主要条文。
北平大街小巷,大家争看公告,都在探询解放军人城的消息。男女老幼都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苦闷似乎一下子消失了。古都北平,呈现出一片和平景象。
31日,莫文骅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接防部队首先进入北平城区。
西直门的城门口,4名解放军战士在班长的口令下出列接岗。国民党的卫兵和解放军战士互敬军礼后,撤下岗哨。
人们围观着进城的解放军队伍,一片欢腾。
1949年2月3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人城式。
四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挂着红色指挥旗的指挥车由永定门向前开来,后面是两辆载着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再后是整齐的军乐队,军号闪闪发亮,号声震天动地。随军乐而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车队、炮车队、骑兵方队,步兵方队……“嚓嚓嚓”的脚步声震荡大地。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地动山摇,排山倒海。
北平和平解放了!古都新生了!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从北平乘一架民用飞机赴石家庄,再乘车转西柏坡去见毛泽东。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后,急忙走上去,先举手行了个军札,然后与毛泽东紧紧握手。
“我有罪!”这是傅作义说出的第一句话。
毛泽东笑着说:“傅将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当晚,毛泽东在与傅作义谈话时,又风趣他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耍掉了!”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傅作义心中疑虑完全消失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把他当亲戚朋友对待了。
24日,傅作义、邓宝珊回到北平。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连同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在不到4个半月时间内,连续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正是在党中央的决策指挥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紧密关联,波澜壮阔,高潮迭起,蔚为战争奇观。在观察家看来,这三大战役如同一条钢浇铁铸、没有丝毫焊接痕迹的绞链,它以“力拨山兮”的力量,推动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航船穿过惊涛骇浪,驶向夺取全国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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