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转战陕北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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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转战陕北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上）

2007-07-05 09:27:04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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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撤离延安帅旗仍留在陕北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蒋介石调整了战略部署，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取守势，集中94个旅近70万人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山东，压迫华东野战军至胶东狭窄地区加以消灭，以解对其心脏地区南京、上海的威胁；在陕北，则攻占延安，企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元定河、黄河封锁之。如封锁不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只能退到华北解放区，到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其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这是蒋介石极其险恶的一着棋。
    蒋介石将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的“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受命后，立即密调他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15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结。令驻扎在关中地区的刘勘率领整编第二十九军所辖的整编第十七师、整编第三十六师、整编第七十六师，共计7个旅，秘密地向洛川、富县集结；令驻扎在晋南三角地带的董钊率领整编第一军所辖的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共计8个旅，加上配属的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从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经过韩城附近，集结于宜川地区。
    同时，尚有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逢7万“马家军”，榆林地区邓宝珊部1万人，分别从西、北两面出动，以配合胡宗南从南面进攻延安。
    胡宗南在秘密调集部队的同时，还要求国民党空军大力协助。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发动反共内战，参照人民解放军的分布情况，将全国划分为5个空军军区，西安为空军第三军区，其辖区为豫、晋、陕、甘、宁、青、新疆7省。当时，归空军第三军区指挥的驻西安空军作战飞机有：空军第十一大队，所属4个中队，其中3个中队各有P-—47飞机12架，一个中队有P-—47战斗机12架；空军第9中队，有B—25轰炸机12架；为了需要，临时调来的属于南京空军第十大队或上海空军第二十大队的C—47或C—46空运机一至二个中队，飞机12架至24架。蒋介石还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增调上海空军第八大队B—24重型轰炸机8架，南京空军第五大队的两个中队P—51战斗机24架到西安。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陕北的军事战略，批准了胡宗南提出的作战计划。不久，又急电召胡宗南到南京面授机宜：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美苏又要重新提中国问题；为给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施加压力，命令胡宗南在3月10日发起进攻陕北，直捣延安，实现其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罪恶目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各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连同晋绥驰援的部队加在一起，仅6个旅2万人，不足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又有黄河与华北解放区阻隔，兵员补充、物资供给均极困难。
    在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到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的危急情况下，延安的命运如何，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便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考虑，早已下定了两步走的决心。第一步，力争好的可能性，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这样做，虽然确实带有“冒险性”，但毛泽东对陕北的这盘棋胸中自有一番谋略。
    在大兵压境的险恶局势下，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决不能离开陕北。他认为，各方面建议他尽早东渡黄河，使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这对于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但是，党中央留在陕北，一则在政治上，不但粉碎了蒋介石打击我党的阴谋，灭了敌人的威风，而且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长了自己的志气，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二则在军事上，只要党中央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投入别的战场，拖住了胡宗南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许多压力，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为我军以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三则党中央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是陕北的小米使党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恢复了元气，现在一有战争就走，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因此，毛泽东决定和陕北的军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就决不过黄河。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伟大之处！
    过去，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以诱敌深入，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11月1日至1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给贺龙、薄一波、陈赓等，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渡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提问时，毛泽东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由此可见，毛泽东尽管从最坏处打算早已准备在情况于我不利时放弃延安，但他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卫延安并对打垮进犯军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有国民党军队39个旅，共2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当时只有一万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因此，毛泽东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方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5个旅渡河攻占陇海路上的潼（关）洛（川）线，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胡军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外线解园，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渲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为配合陈谢纵队渡河作战，毛泽东又电令刘邓同时攻击平汉线以“直接援助陈谢”。3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1日，胡宗南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延安。第二天，当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3人乘飞机离去不久，国民党飞机就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3月14日，胡军第一线部队10万人，从洛川、宜川之线全面向北出击，而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用于保卫延安的只有5000多人，敌我兵力为二十比一。蒋介石动用100架作战飞机（占其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三）轰炸延安，最多时一天达40多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于14日停止播音，由预先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任粥时同志于3月12日凌晨离开延安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延安，经常在防空洞里开会、办公，指挥延安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内称“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丸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此特组织由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的第一纵队为右翼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任旅长兼政委的教导旅组成左翼兵团，张贤约任旅长、黄振棠任政委的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上述各兵团及所有驻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部队和地方武装，自17日起统归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副政委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挥。命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然而，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陈谢纵队没有渡河从外线加以配合，边区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胡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在飞机掩护下向延安猛攻，于3月18日早晨逼近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军死守延安，必然招致重大伤亡，毛泽东这才决定主动地放弃延安。
    18日下午，敌人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延安已听到炮声了，毛泽东办公室的窑洞外，不断有敌机轰炸袭扰。炸弹的气浪直冲入窑洞，将门窗玻璃震碎，甚至燃烧弹的油渍都溅到了墙壁上。毛泽东却丝毫不为所动，还在王家坪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他说：吃了延安十年的小米饭，要离开延安，感情上不通呀。可是，敌人来势很凶，兵力相当集中，就我们目前的力量来看，还一下子吃不了这一舵。怎么办？只能继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入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会上，毛泽东还为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这次战争中的整个作战行动定下了一个基调，简单他说，就是一个“磨”字。陕北地方小，但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只要把敌军的鼻子牵住，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就一定能把他几十万军队磨个稀巴烂。毛泽东称之为“‘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7时左右，才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这时，敌军先头部队已前进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沿延、榆公路向东驶去。此时，延安城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全部撤离。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19日，西北野战兵团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退任务后，主动从延安撤退。这时，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安塞及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企图，急令第三十一旅到青化泛构筑工事据守。为吸引敌人主力北去，西北野战兵团以两个营的兵力佯装主力，边打边往安塞方面转移，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大军奔袭，鞍马劳顿，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得到的只是延安一座空城。惶惑迷惆之余，他一方面误认我军主力已向安塞“逃窜”，集中5个旅往北追击；一方面立即向蒋介石“报喜”，谎报战绩，吹嘘“匪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蒋介石则强作自我安慰，妄称国军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并发电报嘉奖胡宗南说：“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特意授给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一枚。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南京国防部大吹大擂，要组织上海、南京的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胡宗南为宣传他的“战绩”，亲自在延安假设“战俘管理处”，让一些士兵装成“共俘”，并连夜在延河两岸建造许多假坟，谎称是“战死的解放军墓穴”，还搞“战绩陈列室”欺骗记者。
    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太早了！正在他们得意忘形地大肆宣传“陕北大捷”的时候，正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己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的时候，3月25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主力2900多人在青化泛被西北野战兵团全部消灭，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都被活捉。这是党中央、毛泽东撤出延安以后西北兵团打的第一个胜仗。当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的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士气，鼓舞了人心。所以说，青化贬大捷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倒也十分贴切。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大捷这一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正好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等会合。毛泽东听取任粥时汇报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为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刘胡兰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牺牲时年仅15岁。
    党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于3月29日晨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工作，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粥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当日晚至30日，毛泽东在枣林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粥时考虑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比如到晋西北、太行等地方去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在会上再次申明自己的决断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会议经过郑重研究和讨论，认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同时，会议认为中央五大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为工作便利，须作必要的分工。在谁去谁留的问题上，毛泽东毫不“谦让”。他说，党内分工我管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进到山西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和工作调整，使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艰苦的迁徙转战中，能保持坚强的核心领导和各方面工作方针、政策的延续性，使党的全盘工作无论在各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都能不受干扰地运转自如。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不离开陕北，对敌人是强有力的牵制，对边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则是巨大的鼓舞。周恩来当时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啊！
    枣林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即同一部分中央委员乘车出发，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毛泽东、任粥时率领中央机关200多人离开枣林沟，经田庆，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这时大家以为要向东走，过黄河。不料毛泽东却命令队伍于深夜悄悄地向西走去。第二天凌晨，人们看见毛泽东拄着柳条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既不乘车，又不骑马，而且是背着太阳往西走，无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怀疑走错路了。当天下午，任粥时在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留在陕北。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保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4月5日，毛泽东同任粥时率领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
    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也为了有意迷惑敌人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掩护毛泽东在陕北向安全地带转移，周恩来特意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后，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经绥德，在军渡过黄河，于4月2日到达晋西北的三交镇，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奇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
    中央工委在三交镇附近稍事休息后，即由朱德、刘少奇率领往晋察冀边区转移（董必武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所属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政治部、党校、解放报社、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均有安子文率领经五台直去太行。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见面。随后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平山西柏坡村，执行中央委任的工作。
    中央后委驻三交镇附近的双塔村。所属单位有军委一局小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处，中央办公厅与中央秘书处合在一起后的部分、立法委员会、城工部、情报部、外事组、总卫生部、交际处、妇委、工委、警卫团小部等共3000多人。周恩来对后委的工作做了布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招待了一些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等，周恩来亲自交代处长金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与健康。
    接着，周恩来又到临县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了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帮助解决中央后委机关的粮食供应。
    4月10日，周恩来回到青阳岔，同毛泽东、任粥时会合，对留下来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代号为“昆仑纵队”。任粥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为保密起见，周恩来提议每位领导人都使用代号。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我叫李德胜，取革命一定胜利的意思。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浙江口音中“胡”和“务”读音一样，取革命事业务必成功之意。任粥时的代号取为“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的代号取为“郑位”，也象政委的谐音了。
    这时；党中央仅有三部美式吉普车已随刘少奇等同志渡过黄河。毛泽东和中央前委转入隐蔽行军，钻山沟，走小路，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继1934年至1935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再一次骑上了马背。4月12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任粥时率领的神秘的“昆仑纵队”转移到了靖边县（今属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昆仑纵队”从此改名为“三支队”。为了使彭德怀不因顾虑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而能放手打仗，毛泽东一直未把中央住地告诉他。
    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有一二十孔窑洞，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交通不便，给养也困难。但群众基础很好，保密条件也很好。毛泽东、党中央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停留了56天，指挥着陕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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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转战陕北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下）
·第十九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
·第十八章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败退台湾
·第十七章与国民党举行北平和谈南京政府拒签《和平协定》
·第十六章从西柏坡到香山
·第十五章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七届二中全会
·第十四章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交往
·第十三章分割包围战和并用取平津
·第十二章淮海决战60万战胜80万
·第十一章 “关门打狗” 决战在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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