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标准。为此，他同意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宽大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经过认真思考，他还提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导原则。包括:“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必须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所有共产党人都能吸取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 ［7］（p.304） 二是主张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启发自觉和实事求是，不能扭住不放。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针对会上有些人对汪东兴等4位犯严重错误同志的检讨不满意，陈云指出: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表示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他还提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考察，既看到他在党内犯的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所犯的错误。 ［7］（pp.271～272） 陈云的发言入情入理，打动了每一位出席会议者，大家都同意给他们提供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条件。在陈云看来，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当然要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要从实际效果出发，要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我教育，自我总结经验教训。对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一时认识不到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热心帮助，又要耐心等待，不追不逼，逐步提高认识水平。三是对林彪、江青集团的主犯既区别对待，又不开杀戒。此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堪称开了党内斗争政治文明的先河，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陈云在把握执政党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时，从总体上始终坚持了对思想认识分歧的判断，大框架定得比较符合实际;在处理这些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比较科学、周密、全面的分析，从不搞上纲上线那一套;在对非常时期党内特殊矛盾和斗争的处理上，坚持采取区别对待和给出路的政策，为维护党风党纪和坚持真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4页。［2］《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4页。［3］《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4］《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5］《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6］《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9］《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10］《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18页。［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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