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的地位使党的团结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陈云指出:“中共是有军队与政权的党，更要坚决地反对任何小组织”。 ［4］（p.183） 这除了因为有军队有政权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又不敢讲外，更主要是因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现野心家”。他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6］ 在他看来，在不少高级干部中，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这部分人往往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严重的是他们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他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严肃指出:“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6］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处理着极端复杂的国家事务。因此，党内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必要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统一的意见，才能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大跃进”期间，暴露了党内高层在如何进行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矛盾。陈云由于在党内分管财经工作，一直处于矛盾和争论的漩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责难。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一贯高度负责精神，他在争论中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严格遵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规定，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党内高层在八大筹备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只能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发生一些偏差，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这种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矛盾，应该通过实践和说服教育来逐步加以解决。但当时试图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对陈云、周恩来等人的批评背离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正确方法。在南宁会议以前，陈云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依然坚持他倡导的综合平衡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