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1957年10月中旬，陈云在听取抚顺市委的汇报时指出:“抚顺工业发展的规模要适当，规模小了，发展的有利条件得不到充分利用，对国家是个损失;但规模过大，各方面不能够衔接配合，将来也会造成损失。” ［2］（p.403） 南宁会议是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毛泽东以反对分散主义为题，提出“政治设计院”应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可是国务院财经部门只拿成品，不让中央政治局参加设计，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 ［1］（pp.1120～1121） 对此，陈云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他不仅从工作方法上作了认真的自我解剖，而且从执政党建设的原则高度研究总结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一是对如何处理党内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矛盾提出政策性建议。陈云指出: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和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议论，但是应该到毛主席这个地方，到中央来议论一下”。“这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二是对如何加强和改善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探索。陈云指出:“建设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大问题，这许多问题政治局的同志不了解是不好的。”为此，他提出五条具体建议:财经各部门“分头向主席、中央报告”;政府的财经部门有一个人参加到书记处经常反映问题，许多文件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帮政治局滤一道，书记处抓政府的工作;“写短的报告”;“办一个财经的‘零讯'”;“除了政治局的会议以外，还搞另外一个比较活动一点的像座谈会的形式”，讨论财经问题。 ［1］（pp.1126～1127）
“大跃进”中，陈云既顾全大局、维护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又对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实际的做法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采取纠正和补救措施。1958年6月，陈云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北戴河会议后，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陈云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的基本建设，后来还负责对1959年的钢铁指标的研究确定。1958年12月，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的讲话中指出:注意了“多”、“快”、“省”，这是对的，但是注意“好”不够。也就是说，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有些地方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是不对的。他告诫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这并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面对现实。” ［7］ 他还力主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1959年5月，他提出钢产量1300万吨、钢材产量900万吨的有一定可靠性的指标。他不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论证了这个问题，而且还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这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赏:“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 ［1］（p.1170）
“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全党逐步冷静下来。全党认识到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后，对原有的政策和计划指标进行调整。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 ［1］（p.1181） 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针对高指标造成的危害，再次肯定陈云、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指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8］ 1961年初，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定对国民经济做出调整。
知道形势困难、要设法克服是一回事，能否科学分析形势紧张的程度、找出正确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另一回事。可以说直到1962年，党内“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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