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批判了陈伯达的问题，指出:“陈伯达的谦虚是假的，实际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个人是虚伪的，伪君子印象很深刻。”“那时认为在毛主席领导下，当文革组长，有进步，跟主席了。” “是不是跟毛主席，我是不大相信他的。” ［1］（p.1391） 10月，他撰写了《我对林彪的揭发》的材料，要求江西省委转送中共中央。他在材料中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与这样叛党叛国投敌的卖国贼势不两立。所谓一贯正确这件外衣，已经剥去了。”接着，陈云就他所知道的林彪的过去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在这份材料的最后，陈云说:“我对林彪过去是相当尊重的。但是也有一种感觉，我从未在会议上听到过他作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谈到他的副主席、副统帅的问题，陈云强调说:“九大的选举没有错，因为当时矛盾并没有完全暴露。这次他的个人主义大发展，竟叛党叛国、逃出国境、机炸身死。矛盾充分暴露了，再来检查他的过去，一贯正确的外衣剥去了，就看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1］（pp.1392、1393、1394） 1972年1月，陈云还在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省直小组会上指出:目标明确、搞两面派耍阴谋，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两个特点。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反党的方式，有公开的，有搞两面派阴谋的，但是更危险的是后一种。”“两面派手法不容易识破;如果容易识破他就搞不起来了。” ［1］（p.1394）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把周恩来看成他们反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罗织罪名，他们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脱离共产党启事”问题上大做文章，多次诬陷和攻击周恩来。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到了“伍豪启事”问题。次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10］（pp.170～171）
四
党的制度建设具有广泛的内容，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把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党的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去，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但是，党的制度建设在较长时期内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以来不完全是靠制度来保证，而更多的是靠领导人的品格和作风起作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很大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并分管中央政法部门工作的党的副主席，陈云深刻总结党执政后处理内部矛盾的经验教训，大力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1979年1月，他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会上开宗明义地宣布:“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1］（p.1513） 在当时，整顿党风的重点，就是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同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这个问题关系到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发扬民主。胜利后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都很对，民主集中制得到很好地贯彻。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一点一点被破坏。后来，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这时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 ［1］（pp.1511～1512） 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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