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讲话中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的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 ［10］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少数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说，陈云补了一个学习雷锋的题词，很好，如果陈云同志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 ［10］（p.125）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还说，他对陈云同志很怀念，“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同志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够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 ［10］（p.130）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还让陈云陪同自己检阅红卫兵，并明确告诉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 ［1］（p.1360） 毛泽东这种信任、倚重和长期“冷藏”式的保护方法，使陈云得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相对超然的态度，又不致被康生、江青一伙屡屡编织的政治陷害所击倒。党内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也要求陈云更加讲究斗争的艺术和方法。他除了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支持和拥护外，还注意通过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身体情况等，以保持、增强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和沟通。迫于形势，陈云有时还需要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做出检讨。但这种检讨从来都是有分寸的，即只讲认识上的“错误”，从不否定自己恪守的组织原则。还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就向毛泽东书面检讨自己在1962年的“错误”。他在信中声明:因为重新分田“是一件极大的事”，所以“只和我的秘书和研究粮食问题的几位同志谈过”，“只向你和中央常委中几位同志提出了这个意见”，“未在别处乱说”。 ［1］（p.1355） 其后的特殊形势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异议。陈云也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进行抗争。较多的情况是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批评和抵制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之时，尽管有毛泽东的特殊保护，陈云及其家人还是数次遭受到冲击，处境堪忧。但当各地组织向陈云调查党员干部的历史问题时，他始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由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和在延安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经历，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收到关于一些领导干部历史问题的调查信件。据原陈云办公室统计，从1967年2月到1978年12月，陈云收到这方面的调查信件共80多封。其中，1967～1969年三年中有40多封。陈云认为，这些信件直接关系到一批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每一件都必须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要关心、爱护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问题。指出:“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他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5］（pp.55、56） 正是基于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护了天津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袁血卒，广东省第一工人疗养院干部吴华友，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中等一批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林彪、陈伯达一伙相继败露后，陈云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启发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增强政治识别力。1970年9月，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对陈伯达的审查，并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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